王莽代漢之時，不少士人“或隱居以求其誌，或回避以全其道”，當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東漢建立後，光武帝為鞏固新建立的政權，禮賢下士，對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以求得賢能之人輔佐治國。例如他對王莽時代的逸民北海逄萌，曾多次聘請來朝。逄萌以自己年老力衰為由，不肯入朝輔政。光武不但不怪，反賜他帛40匹。東海王良，在王莽篡漢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三年，劉秀征拜王良為諫議大夫，後遷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還有一個與光武帝少年同遊學的會稽嚴光，此人見多識廣，博學多才。劉秀稱帝後，嚴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光武帝備車遣使聘請，一連去了三次，嚴光才來到洛陽。光武帝親自到他的住處相見，請他出山相助，嚴光謙辭。光武帝再次請他入宮，與他同床共臥，論道舊故，並任命他為諫議大夫，嚴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嚴光又不至，在其80歲時終老於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詔郡縣賜給嚴光家屬錢百萬、穀千斛。光武帝對待士人的禮敬政策，受到當時人的歡迎，許多原來宣布不與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後來為東漢王朝效力。
劉秀對敵軍營壘中前來投誠的人，也能推心置腹，委以重任。當時隗囂占據甘肅，公孫述占據西南益州，劉秀占據中原，隗囂對臣服於公孫述還是臣服於劉秀，一時舉棋不定，於是就派部將馬援分別去兩處實地了解情況。馬援自幼就聰明過人，人們都認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氣，很受隗囂敬重。劉秀接見馬援這樣一個關係重大的使者，卻沒有升堂坐殿，隻是便衣便服，連帽子都沒帶，他獨自一人坐在洛陽宮宣德殿的廊廡下麵，讓一個宦官引導著馬援去見他。他一見到馬援就微笑著說：“貴客敢往來於兩個皇帝之間，見多識廣。今天有幸見到貴客，真是深感榮幸。”這一平易謙和的姿態，使馬援立刻感到了一種明君的魅力。於是，馬援叩頭說：“當今的局勢，君主在選擇臣下，臣下也在選擇君主。”接著就說起公孫述接見他時戒備森嚴的情況，並說：“我現在從遠方來，陛下接見我連警衛都沒有，就不提防我是間諜刺客嗎？”劉秀又笑著說：“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隻不過是個說客罷了。”這次會見，讓馬援目睹了劉秀的寬宏氣量。劉秀與當年的劉邦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他不愧是東漢的真正帝王之材。後來馬援勸隗囂歸服劉秀，隗囂不聽，他就脫身自己歸服了。
劉秀寬宏大度的氣概，還表現在他對待逸民、隱士、不馴人物的態度上。太原郡當時還留有大量的晉國公族的後裔，他們對新的統治者常常保持一種對立情緒，或者尋機報仇，或者隱居不仕，王侯麵前不肯稱臣。至漢初，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稱為“難化”之地。劉秀時，太原郡廣武縣有個叫周黨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幾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願意，後來不得已，就穿著短布單衣，用樹皮包著頭去見朝廷大員，劉秀卻親自召見了他。按禮節，士人被尊貴者召見，必須自報姓名，否則便是不尊重對方。周黨見了劉秀，不通報姓名，隻說自己的誌趣就是不願做官，劉秀也沒有強迫他。博士範升上書，說周黨在皇帝麵前驕悍無禮，卻獲得了清高的名聲，應治“大不敬”罪。劉秀把範升的上書拿給公卿們傳閱，並下詔書說：“自古明王聖主都有不願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齊就不食周粟。太原那個周黨，不接受我的俸祿，這也是各自的誌願，賜給他40匹綢子。”
光武帝時，對於臣下的歌功頌德、阿諛奉承，常能持一種清醒的、有時甚至是厭惡的態度。他更願意多表揚一些剛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詔書中，經常說自己“德薄”，要上書者不要稱他聖明。各郡縣經常報告一些所謂“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將這些“嘉瑞”記載撰寫成書，以傳後世，劉秀一律不許。有一次，劉秀外出打獵深夜方歸，要從洛陽城的東北門進城，掌管這個門的官吏郅惲拒不開門。劉秀讓人點起火把，並告訴說皇帝回來了，郅惲說：“火光閃爍，又遠遠的，看不清楚。”就是不開。劉秀沒法，隻好轉到東城門進了城。第二天，郅惲上書批評了劉秀一頓，說他遊獵山林，夜以繼日，帶領出一種不良風氣，危害了國家。劉秀不但沒有治罪於他，反而賞了郅惲100匹布，把掌管東城門的官吏貶為登封縣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