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製與課田製是在曹魏屯田製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曹操掌權時，為了解決軍糧問題，把漢朝在邊境地區實行的屯田製在中原地區大規模推行開來。當時由於戰亂，空荒地很多，流民也很多，曹操把土地和勞動力結合起來，讓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去種國家所有的空荒地，規定收到糧食後，用私牛的與國家對半分，用官牛的自己得四成，國家得六成。屯田上的勞動者稱為屯田客，實際上是政府的佃農，這是民屯。在戰亂頻繁地區，還實行士兵屯田，稱為軍屯。屯田製為曹操統一北方奠定了物質基礎，但是，在曹魏後期，由於統治者貪得無厭和日益腐化，屯田客和屯田兵所受的剝削大大加重。他們不僅被迫擴大耕種麵積，而且常常被征發去服各種徭役。屯田上的勞動者不斷逃亡，產量越來越低，甚至連種子也收不回來。另一方麵，官僚貴族往往互相分割、侵占屯田土地，又把屯田客變成他們私家的佃客。司馬氏掌握曹魏的實權以後，為了取得各級官吏和世家大族的支持，幹脆把租官牛的屯田戶賞賜給他們，自公卿以下按照官品給以不等的數量。由於屯田戶過去免除政府徭役，這些人成為私家佃客後仍保留了這個權利。許多害怕徭役的自耕農也紛紛投到貴族門下，成為佃客。公元264年，司馬昭下令罷屯田官，把屯田製下的典農官改為郡太守或縣令長，取消了民屯製。晉武帝即位以後，又重申前令：“罷農官為郡縣。”從此以後，屯田客大都成了政府的編戶，少部分成為豪強大族的佃客。
西晉王朝要照顧、保護世家大族的利益，但世家大族過分侵占土地和勞動力，與中央政權也會產生一定的矛盾：服役納稅的農民越來越少，會影響國家賦役收入；土地集中也會造成階級矛盾尖銳，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這是促使西晉實行占田製與課田製的主要原因。
所謂占田，就是名義上準許人民占有法令上所規定的田畝，即一個男子（16-60歲），可以占田70畝，女子可以占田30畝。至於占到占不到，政府並不保證也不過問。課田是督課種田的意思，是為了保證政府的租稅收入，規定每個丁男不論自己是否有田，政府一定要你耕種50畝，丁女20畝，次丁男（13-15歲，61-65歲）25畝，次丁女免課，這是帶有強製性的，有“驅民歸農”的意義。占田規定的70畝，政府並不要求全部耕種，但至少要有50畝不被荒廢。因為當時還有不少荒田，也有的人占田不耕，去從事投機販賣，因此政府要加以督課。地方官必須負責本郡本縣課田人數所應墾的土地畝數，以向中央交納租賦。
課田的田租是多少呢？大抵是每畝8升；50畝共收租4斛。邊遠地區的少數族居民不課田，每戶交米3斛，再遠的交5鬥，叫作義米；極遠的每人交錢28文，叫作算錢。除田租以外，政府還頒布了戶調製，即按戶收賦的製度。規定丁男作戶主的每年交絹3匹，棉3斤，婦女及次丁男作戶主的減半交納，邊遠地區交2／3或1／3。然而，實際征收時，先把各戶按資產多少分為9等，富家多收，貧家少收，這叫“九品相通”。但實際上往往是富家用各種手段降低戶等，把它轉嫁到窮人頭上。
占田、課田製使政府從豪強大族手中爭取到一部分民戶，政府掌握的勞動力有了顯著的增加。太康三年即公元282年的民戶，比頒布占田、課田製的太康元年增加了130多萬戶。課田和戶調的負擔雖然比曹魏時候重些，但由於農民有了一部分土地，有了生產積極性，所以占田製、課田製還是刺激了生產的發展。
西晉的田租每畝8升，但住地極遠納糧不便。針對這一問題，晉武帝將納糧改為納錢，每人28文。這個負擔水平在當時來說，不算過重。晉武帝司馬炎對王公官員還采取了限田政策，封國王公、公侯隻準有住宅一所，大國得田15頃，小國7頃，公侯遞減。官員按品也規定占田的限額。這些規定涉及到各級當權者的根本利益，特別對上層不可能實現。但是，它對土地的兼並多少起到一定的限製作用，對農民還是有一些好處的。
晉武帝司馬炎對人口的銳減給予很大的關注，他采取了獎勵生育的政策，規定女子17歲未出嫁的，由官府代擇配偶；男女奴婢可結為夫婦；官奴婢罪人也允許結婚。實行招撫流亡政策，逃亡塞外的允許回來，官吏不得阻撓，並給以賞賜，許多漢族人歸來時，許多少數民族人也跟隨而來。對沒有戶口的實行編戶，這一政策獲得顯著效果，滅吳後晉全國有戶246萬，人口1616萬，比三國時增戶百萬，增人口一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