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醫學家皇甫謐生活在西晉太康年間，他42歲得了風濕病，半身癱瘓，長期臥床，但他博覽群書，很有才華。晉武帝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說有病，婉言謝絕。他在病床上開始摸索針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7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針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針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針灸理論，寫出了《針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我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公元6世紀開始，朝鮮、日本的醫生都把它奉為必讀的書籍。
地理學家裴秀是晉朝的尚書令，裴秀的舊交郝詡給他人寫了一封信，說：“尚書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識，你如有什麼事要他幫助關照，我給你去說說，這點麵子他總會給的。”於是，有人將信作為罪證告到晉武帝麵前，說裴秀假公濟私。晉武帝為裴秀辯解說：“別人求裴秀辦事，是別人的事，裴秀怎能預先防止呢？況且假公濟私還沒有成為事實，裴秀有什麼罪呢？”不久，司隸校尉李熹又告發說：“劉尚替裴秀強占官田，裴秀有罪，應該關押！”晉武帝又給他開脫說：“強占田地罪在劉尚，為何要關押裴秀？”晉武帝的公正無私、不信讒言，使裴秀在地圖方麵做出了重要貢獻。
早在魏末，裴秀曾隨司馬昭出軍討伐諸葛誕，跑了不少地方，由於地圖有誤，吃了不少苦頭。明明地圖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幾天也看不見影子，明明地圖上沒有山也沒有水的標記，但真到了那兒，卻冒出連綿的山岡或洶湧的河流來。尤其是宮廷珍藏的那份地圖，是幾十匹綢子製成的，使用起來十分不便。裴秀發奮鑽研，改革地圖，修正錯誤。他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為十裏，一寸為百裏”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幾十匹綢子做的巨圖縮畫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製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1000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西晉滅亡後，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王朝，韜光養晦，偏安於江南。東晉王朝經過幾十年的建設，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繁榮發展，出現了崛起和中興的趨勢。但到晉恭帝司馬德文執政時，南方爆發內戰，北府兵將領劉裕起兵鎮壓，並通過北伐樹立威望，最終取代東晉。
東晉崛起與中興的主要標誌是：
民族大融合。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不僅使地廣人稀的南方增加了大量的勞動人手，而且也帶來了北方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同時促進了南方少數民族同漢族的同化和融合。
農業大發展。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水利事業的興修和荒蕪土地的開墾上。三國以後，中原地區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在南方開始得到推廣。吳時，南方已經普遍應用耦耕。與農業關係密切的水利，在東晉時也有很大發展。
冶鐵和紡織技術發達。手工業方麵，首先是江南地區的冶鐵技術有了顯著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利鼓風爐以外，還能把生鐵與熟鐵融合在一起，反複加熱錘打，煉成質量較純的鋼鐵，既可打造刀劍，也可打製鐮刀等農具，對發展生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紡織業的發展表現為麻葛織品品種的增加和質量的提高，不僅有所謂越布、香葛、細葛、南布等不同品種，而且高級織品織造極為精巧。
瓷、紙業較為輝煌。東晉時期是我國青瓷器發展的重要階段。青瓷無論在胎質、釉色、紋飾和燒製技術等方麵，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造紙業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就，並增加了紙的品種。
商業和貿易發達。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帶動了商貿的興盛。江南地區眾多的河流與湖泊，為商品的流轉和航運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橫貫東西的長江是當時江南交通運輸的大動脈，處於這條大動脈上的建康不僅是當時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繁榮的商業都會，南貧北富的局麵開始扭轉，我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移。
東晉之所以出現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的中興趨勢，其采取的主要治國措施是：抓住時機，發展生產；對南方貴族施以寬仁政策，以緩和矛盾；采取開明措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進行北伐，以求統一；鞏固統治，削弱王氏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