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軍隊的布防上，宋太祖也是經過精心考慮的。當時全部兵士有22萬，有10萬駐紮京師，10多萬分別駐紮各道。這樣京師的兵力可以控製外道，防止外道發生兵變。而各道的兵力總和又同京師相等，這樣就防止了京師駐軍的騷亂，“內外相維”、互相牽製。在京師布兵也是這樣，京城內有親衛諸兵，城外是“諸營列峙相望”，城內的兵和城外的兵力又基本相等，也形成互相牽製之勢。這就有力地防止了軍事將領禍亂中央的現象產生。
荒年養饑兵，是宋太祖在養兵方麵的獨創。宋初軍隊兵士是向民間招募的，尤為特殊的是宋太祖除了及時補充兵員外，遇有荒災凶年，更是大量招募饑民當兵。宋太祖的這種做法使社會上的動亂因素大大減少，防止了饑民的反抗，從而穩定了王朝的統治。這樣的募兵製度，後來一直成為宋朝統治者的傳統政策。
北宋用具，主要用於鋤地，這種農具在當時的應用十分廣泛。
由於宋太祖在軍事製度方麵采取了以上措施，成功地防止了驕兵悍將對皇權的顛覆活動。
責之既嚴，待之亦優
五代以來軍隊中的惡習之一，就是“兵驕而逐帥”。從後周軍隊脫胎而來的宋軍自然也沾染了這種惡習。宋太祖趙匡胤在調整了高級將領的指揮職務後，便以很大精力來訓練部隊和整肅軍紀。其方略可概括為八個字：責之既嚴，待之亦優。
自公元962年開始，趙匡胤“便常在講武殿上，校閱禁兵操演。兵士們演習的時候，‘刻木為箭鏃，裹以氈罽，命強者兩兩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梃為馬撾，施韋鞘俾馳騎相擊，取其優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作為皇帝，能夠經常做到督訓軍隊，並且如此嚴格，在曆代皇帝中是十分罕見的。
整肅軍紀，賞罰分明，這是趙匡胤治軍的又一大特色。他對有功、忠誠的將士不惜重本大加獎賞，給以升擢。一些優秀的軍校可直接升遷為團練使。每次閱武，發現武藝高強者便優予轉資，有的還能“封敘父母妻子”。三年一次大祭祀、端午和冬至等節令，總有賞賜、特支。出外戍邊，增加月俸外，還分發各種物品。戍邊回來，趙匡胤親自接見，設宴慰勞。
對於觸犯軍紀者，趙匡胤的處罰是嚴酷無情的，即便是為將者也不能幸免。宋軍中不準穿著繪彩之類的衣服，違者處以笞責。有軍士在作戰中畏縮不前，趙匡胤親自用劍在其皮笠上作一記號，待收兵後一一查驗，被查出有記號的人一並斬首，從此士卒莫敢不盡死。公元971年冬季，禁軍川班內殿直每人多領賞5000錢，聚眾喧嘩。趙匡胤當場下令斬首40多人，軍官分別杖責黜降，並解散了川班內殿直。公元960年，將軍罕儒遭北漢軍襲擊，尤捷指揮石進德坐視不救，致使罕儒軍全軍覆沒，趙匡胤將石進德軍的29員將領全部處以死刑。
為了籠絡民心，趙匡胤十分重視約束部隊。大軍每次出征，他都要告誡將領：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毆掠吏民，開發丘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滅南唐前，太祖趙匡胤對領兵元帥曹彬千叮萬囑：“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城陷之日，慎無殺戮”，並下令：“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曹彬牢記太祖的教誨，軍紀嚴明，不侵百姓，從而得以迅速滅亡南唐。
趙匡胤治軍之嚴，成效之大，連敵將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南唐大將皇甫暉受重傷被俘，他在臨終前對趙匡胤說，不是臣不忠於南唐皇帝，隻是因為兩軍士卒的勇怯懸殊太大。臣過去多次與契丹軍作戰，從來沒有見到像宋軍這樣的精兵。的確，在諸侯軍林立的五代十國末期，宋軍能一枝獨秀，所向披靡，靠的就是眾誌成城，齊整威武，有強大的戰鬥力。這表明趙匡胤的治軍方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削弱相權，官不久任
宰相在封建社會中央集權製的政府機構裏，是一人之下而萬人之上的，他統率百官，總掌政務，權傾朝野。相權過重，往往對皇權造成一種威脅。因此，曆代帝王總是采取手段，削弱宰相的權力。為加強君權，削弱相權，宋初統治集團采取了很多措施。
一是設置副相削弱宰相權。即在宰相之外，又設置一個參知政事，即相當於副宰相。開始時參知政事隻是一個陪襯，並沒有什麼權力，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設政事堂。後來太祖見宰相趙普專權過重，開始給副相以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權力，與宰相輪流充任，使副相地位大大提高。與此同時，宋太祖又采取靈活方式，降低宰相的待遇。在他剛登皇位時，宰相上殿奏事，太祖都讓座獻茶，商談國事。後來宰相範質上殿奏事，太祖照例賜座，可開始奏事時，太祖說：“我最近眼睛有些昏沉，請把奏章拿近來我看。”範質便離開自己座位，走近太祖，太祖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從此以後宰相見，也隻能站著和皇帝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