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設置“二府”，分割宰相兵權。二府，指宰相府之外，又有一個樞密院，形成宰相府和樞密院兩府牽製局麵。在五代時期，樞密院的權力都在宰相之上，是宰相之外複有宰相。宋太祖時，將樞密院權力改為執掌調兵大權，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等政令，都由樞密使主持，和宰相對峙。太祖設製，每逢入朝奏事，兩府錯開，互不相見，各說各的。這樣就使皇帝能在雙方的奏情中對比分析，掌握實情。從此，分割了宰相的兵權。
三是設置“計相”，分割宰相的財權。舊製時，宰相統轄軍、政、財權。宋太祖時，設三司使，奪其財權。三司原屬舊製官職，負責鹽鐵、度支、戶部，平衡全國的財政收支。太祖有意提高三司的地位，號稱“計省”。由三司主持三司政務，使其地位僅次於宰相，人稱“計相”。這樣就剝奪了宰相的財權。
另外，宋太祖還采取“官職分離”、“名實不一”的方法，幹擾相權，使宰相無法行使統率百官的權力。如侍郎和給事中，並不負責本省的政務。司諫官如果沒有皇帝的特旨，也不能過問諫諍之事。連中央政府的三省主官，也隻有奉旨才能行使本部的範圍之權。即所謂“官無定員，員無專職”，至於仆射、尚書、丞、郎、員外，居其官而不知其職者，更是常有的事。在這一製度下，“官”、“職”和“差遣”是有明確區分的。“官”，是品位的一種名稱，並無實際的權力，如中書令、尚書令，官位很高，但無權參與朝政。“職”，是具有某種權力的標記，某一職位，具有什麼樣的權力，但並無固定人員，無論你是什麼“官”，隻要讓你擔任此“職”，便具有此“職”的權力。“差遣”，指受到指派，某人可以行使何種職權，這就是具有了實際權力，可以“治內外之事”。如中書令、侍中都是“官”，隻有帶有上級的“差遣令”，方能擔任宰相或行使其他實際權力。“差遣”的變動性很大，一個官員要隨時聽從“差遣”，接受新職。宋太祖就是通過這樣的手段，來削弱宰相的權力的。
宋太祖逐步改由文臣代替軍人執掌一州行政。文臣代替武將執掌一州政務，宋太祖也並不是很放心。因此，他任命的知州，前麵往往加上“權知”二字，以使他們明白“名若不正，任若不久”，以扼製他們專權的野心和地方勢力的抬頭。與此同時，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職，這是趙匡胤在經過精心考慮後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是他在削弱相權時采用的手段在地方政權中的繼續應用。通判一職在本州中地位相當高，權力也很大，有權過問州中的一切政務，並可同知州分庭抗禮，宋太祖又下令，沒有知州與通判聯名簽署的政令，不能實行，這就使二者互相牽製，聽命於中央。
縣級機構，五代時期多由軍人把持。雖然軍人任縣令的不多，但由於節度使委派“鎮將”，這些“鎮將”往往幹涉地方政務，縣令任免官吏，也往往要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每年利用征集軍糧名義，在一縣之中橫征暴斂。“鎮將”們利用掌管盜賊、鬥毆之權，肆意欺壓百姓，以至形成了“事權旁落，縣官失職”的局麵。為了扭轉這種局麵，宋太祖令吏部選派強幹官吏，分到各縣擔任縣令，抑製地方軍人的跋扈勢力。同時又在每縣設置“縣尉”一職，專門負責一縣之內盜賊、鬥毆等事宜，“鎮將”不得再行插手。從此，縣令才真正成為一縣之長，總管縣境的民政，平決獄訟、催收租稅、勸課農桑。軍人幹預地方政務的現象得到有效的控製。北宋出現了“天下之權悉歸朝廷”，“四方萬裏之遙，奉遵京師”的新型中央與地方關係。
減輕徭役，獎勵農耕
北宋建國之初，由於戰爭需要，曾大力征役民夫，使得百姓負擔很重。當政局逐漸穩定之後，北宋即實行了寬減徭役的政策，以便農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
宋太祖時期，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當急遞鋪遞夫的勞役，改用軍卒擔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運戍軍衣物的勞役。若州縣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檢舉。宋太祖減輕徭役，主要是指那些官吏可以從中私取其利的勞役，還有些是兵役，如他一再減少各縣的弓手名額。政府征用的勞役，主要是用來發展生產，特別是修河。宋太祖自己說：“朕即位以來，平常沒有別的差役，隻有春初修河征用勞役，那也是為民防患。”在平息藩鎮、統一南方的戰爭中，宋太祖每攻下一個地方，除收編一部分精兵外，其餘軍士一律遣散返鄉，派人幫他們修蓋房屋，發給耕牛、種子、糧食，鼓勵他們積極生產、認真耕作。這樣，大批的人力從繁重的徭役中解放出來，進行農業生產，對於宋初社會經濟的恢複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