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時期，連年戰亂，田地荒蕪比較嚴重。為了刺激農民墾荒，宋太祖下令，凡是新墾土地一律不征稅，凡是墾荒成績突出的州縣官吏給予獎勵，管轄區內田疇荒蕪麵積超過一定畝數的，要給予處罰。
桑、棗、榆等樹是古代主要的經濟作物，桑對蠶絲業的發展關係重大，棗、榆可幫助人們度過凶荒之年。因此，宋太祖明令嚴禁砍伐：凡剝三工以上，為首者處死，從犯流三千裏，不滿三工，為首者減死配役，從犯徙三年（毀樹長度共達412尺，即為一工）。可見政府對濫伐樹木者懲治之嚴。
除此之外，太祖還鼓勵農民種植桑棗，曾發布種樹令：每縣將農民定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100棵，第二等種80棵，依次遞減。如果是種植桑棗，隻要達到半數，即可完成任務。由於鼓勵種植桑樹，使蠶絲業發展較快。北宋時的紡織業中仍以絲織業最為發達，工藝水平也達到相當的高度，如定州刻絲用各色絲線，織出鮮豔美麗的花草鳥獸，堪稱絲織珍品。
在宋初實行的農業政策中，水利建設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為水利除了灌溉、運輸之外，對於防止洪害、穩定社會的意義也非常重大。出於使皇權長治久安的需要，宋太祖對有關國計民生有重要影響的黃河下了很大的力量治理。黃河的問題主要是水患，五代時期，黃河多次決堤、改道，淹沒村莊農田無數，宋初也不斷有水災出現。太祖在公元962年，令黃河沿岸修堤築壩，並大量種樹，以做防洪時用。公元965年太祖趙匡胤詔曰：“沿黃、汴河州縣長吏，每歲首令地分兵種榆柳，以壯堤防。”每年的正月、二月、三月，為黃河堤壩例修期，宋太祖下令嚴格巡察，防患於未然。因此，素以黃害著稱的黃河在太祖在位的17年中，隻有十幾次潰決的記載，並且都沒出現嚴重的災害。除了黃河之外，宋太祖對運河、汴河、蔡河等主要河流，也做了不少修整。這對於農業經濟的穩定、商業經濟的流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振儒學，文化統治
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除了需要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麵采取一定的措施之外，思想文化方麵的統治，也是非常重要的內容。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魏孝文帝的倡導佛教、唐玄宗的尊崇“老子之術”……無一不是為了加強思想文化方麵的統治。宋太祖趙匡胤吸取先代的統治經驗，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統治百姓。
宋太祖的思想統治策略是重振儒學，恢複綱常名教。五代時期天下混亂，君臣之道破廢，父子之道不講。因此，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宋太祖又開始極力提倡儒學，用等級名分的封建綱常來統治臣民。他命人在國子監和祠宇內，修飾“先賢十哲”，繪畫“先賢”、“先儒”肖像，讓學子後人頂禮膜拜，他還親自為孔子、顏回做像讚。他教育武將要克服驕悍之氣，學會以文雅治天下。同時，由於佛教可以使百姓忍受現實生活中的痛苦，以求死後進入“極樂世界”享受幸福，宋太祖一改周世宗反佛的政策，開始提倡佛教。他親自到京城中的佛寺，如大相國寺、開寶寺中禮佛，以示尊崇。於是，天下信佛者日漸繁盛，僧尼人數大大增多。
在集中權力、加強統治的同時，北宋政府意識到文化統治的重要性，開始改進隋唐以來的科舉考試製度。規定殿試不再有淘汰製度，隻要參加過殿試，每個人都可以有做官的機會，並稱他們為“天子門生”。同時，趙匡胤還著力改變朝廷中重武輕文的風氣，下令修複孔廟，開辟儒館，沿用老學名儒，以勸勵教化。
隨著對文臣的重用，統治集團內部的那種“文弱武強”的畸形關係得到了調整。原來那些驕橫跋扈的武將們不但見了宰相都恭恭敬敬，而且自己也一板一眼地開始讀起書來。這樣，中央與地方、君主與臣下的關係得以調整，地方行政、財政和軍事得以向中央集中，逐步形成了君主集權製的形勢。開科取士、重文用武、廣羅人才等政策的實施，使北宋王朝的統治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科舉取士，保任納才
北宋用人、選官承襲了隋唐以來的科舉製度，但不是原封不動地照搬，而是加以改革和發展。宋太祖趙匡胤指出，以前的科舉，因世家操縱而堵塞了“孤寒之路”，選拔的貴族子弟隻懂得飲酒彈琵琶，而不知民間疾苦。因此他規定不許靠繼承而當官的人直接做州縣官。這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當時的門閥勢力。
為了更好地選拔人才，趙匡胤還在改革科舉製度的基礎上，實行了殿試製和保任製。公元973年，宋太祖趙匡胤詔令開始舉行殿試。當時在進士第考試過後不久，落第舉子徐士廉等人，發現考官李昉錄取考生時營私舞弊，取舍不當，便猛敲登聞鼓上告皇帝。於是，趙匡胤便親自在講武殿命題重試。從此以後，殿試即為定製。每屆進士考試後，趙匡胤都要親自進行殿試。這樣，經過皇帝錄取的進士，便都成為“天子門生”，改變了“自唐以來，恩出私門，不複知有人主”的故習，防止了進士與考官之間暗暗結成小集團而危害皇權。除此，趙匡胤還規定：凡因求取功名，數載苦讀詩書，但因錄取人數有限，多次考取不中，其中連續考15場還未被錄用的考生，可施與“特恩”，賜“本科出身”，這對當時的文人學士有很大的誘惑力，引導他們埋頭讀書，應試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