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吏用驛站，要持有朝廷頒發的“差使圓牌”。圖為在內蒙古征集的驛站乘馬銅牌。
元朝從政治、經濟、軍事上對西藏地區都實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從此正式納入祖國版圖。
棄牧從耕，勸課農桑
蒙古族是一個古老的遊牧民族，從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開始，他們靠著鐵騎利刃征服了中原、歐亞大部分地區。一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曆代汗王所考慮的主要是軍事征伐問題，而對於政治上的長治久安之計還無暇顧及。他們在攻城掠地過程中，大都采取屠殺、掠奪、毀壞的政策。蒙古貴族還大肆占取民田，把大片良田變成牧地。再加上貪官汙吏橫征暴斂，使農夫不得安於田裏，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農業生產。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一改從前蒙古弓馬大汗們以征伐為主、極少注意農業生產的做法，確定了“以農桑為急務”的施政方針，在全國範圍內采取一係列恢複與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
首先設立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專管農業生產的機構。公元1261年，設立勸農司，以姚樞為大司農，並向數州委派了勸農使。公元1270年又設立大司農司，任命了一批巡行勸農使。同時，在大都、上都及各地設置了許多營田提舉司、屯田總管府、農政院、勸農管田司等行政機構，管理屯田與農桑事務。其次，限製牧場侵占農田，禁止牲畜損壞莊稼。
曆經長期的戰爭浩劫，由於貧民大量逃亡，使不少地方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蕪。針對這種情況，忽必烈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利用鎮戍軍士開荒屯田和募民實邊屯田。這一措施實行的較為廣泛持久，屯種的土地遍及全國，多半都是荒閑地，由官府提供耕牛、農具、種子。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忽必烈命令習慣於遊牧和征戰的蒙古軍隊進行屯田，並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哈哈刺孫率蒙古軍在和林屯田數千頃，每年收成20多萬石。元初屯田政策的實施，開墾了大量長期荒蕪的土地，減輕了人民負擔，對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水利、農具和農業生產技術是農業生產發展的先決條件。為了盡快恢複農業生產，忽必烈對此十分重視。中央設有隸屬於大司農司的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忽必烈還任命郭守敬、王允中等水利專家規劃全國的水利建設，在開渠、鑿塘、築堤、圍岸等方麵取得了較大的成效，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公元1263年，忽必烈又命禮部尚書馬胎大舉冶鐵，一年鑄鐵103.7萬斤，鑄造農具達20多萬件，基本保證了農民對農具的需求。為了總結前代的農業生產技術，普及農業知識，公元1287年，忽必烈下詔將大司農司編定的《農桑輯要》頒行全國，後又出版了王楨的《農書》及維吾爾族農學家魯明善的《農桑衣食輯要》。
為了保證勸農政策的順利執行，忽必烈還把勸農成績列為考核官吏的標準。公元1269年，申明了針對官吏的勸課農桑賞罰之法。公元1288年，忽必烈又詔令行大司農司、各道勸農營田司巡行各地，凡府、州、縣勸農官成績卓著者予以獎勵，依仗權勢侵害農業生產者交提刑按察司究治。
忽必烈采取的一係列勸農政策的實施，使遭受宋、遼、金、元200多年戰亂破壞的中原、江南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了恢複和一定程度的發展，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生產也迅速提高，為元朝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由於政治的開明，政府一再提倡發展生產，手工業也逐步走向興盛繁榮。蒙古貴族領導人從成吉思汗時就重視“匠戶”，即手工業工人，利用他們的技術為蒙軍服務。元初，官辦與民辦的作坊都發展起來，突出的有絲織、棉織、陶瓷、冶煉、造船等業。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形成和建沒。公元1292年，杭州的作坊已很發達，作坊擁有工匠10多人到40人不等。著名的女紡織家黃道婆在海南島住了30多年，她潛心向黎族人民學習，創造了新的紡織工具和紡織技術：諸如軋車、踏車、彈弓、紡車等，可使三個紡綻同時紡紗，提花織布，織出各種花色圖案的花布。她的發明創造是在元世祖至元年間。這與當時正提倡植棉、紡織、解決穿衣的大氣候，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