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兩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們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義和夏原吉），他們掌握著六部中兩個最主要的部門——吏部、戶部。還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掌閣務。在他們的盡心輔佐下，政治比較穩定。在重用這批大臣的同時，對不稱職的大臣則予以黜退，即使原來和皇帝關係比較密切的也不遷就。對宦官的控製也比較嚴厲。仁宗即位後就下令：“中官在外采辦者悉召還，並罷所市物。”宣宗於宣德元年即公元1426年7月，“諭六科給事中，凡中官傳旨，必複奏始行”。宣德六年，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縱肆，擅遣內官內侍，以采辦為名，虐取官民財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蘇鬆諸郡，貪暴尤甚”；“中官唐爰，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俱被捕殺。
永樂一朝，經常戰爭，工役頻舉，支出浩繁。雖然當時的經濟繁榮，國庫殷實，但在這20年左右的時間裏，耗費的物力畢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後，注意到百姓的負擔，實行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為宮中采辦寶石、金珠、馬匹以及燒鑄進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災，他都下令減免田賦，發放官糧賑災。為了保證百姓的休養生息，仁宗還派遣監察禦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經常對司法機關的官員說，國家要恤民，一定要從清除贓吏做起。宣宗即位後，繼續執行仁宗的與民休息的政策，他對民間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幾個農民在田裏耕作，便帶著幾個官員前去詢問稼穡之事，並接過農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說：“朕隻推三下，就已覺得累了，更別說常年在幹這種活了。人們常說，勞苦者莫如農家，確是如此。”他曾經寫《織婦詞》賜給朝臣，並叫人畫成圖張掛宮中，要人們記住百姓的艱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養生息。宣宗反對那種向百姓強征暴斂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實國庫的做法。對災荒地區，宣宗也實行減免田賦，開倉賑災。宣德七年，“以山西旱，蠲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同年12月，“減蘇州官田租七十二萬餘石”。河南有一個知縣，沒經過請示就發放驛糧千石賑災，宣宗沒有責備他，反而表揚他不拘手續，並且說：如果要依照手續層層申報，那老百姓早就餓死了。他總結出一條曆史經驗：國家之盛，本於休養生息；而衰弱，必由於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實施了一些與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為了朱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弭患於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義鬥爭。在經濟方麵，還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的措施，宣德四年，“命戶部申明栽種桑棗舊令”。所以這時的生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官員監察製度是中國古代文官製度中最具特點的內容。圖為明代監察禦史王抒的象牙腰牌。
仁、宣二朝實行了一些開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們能夠納諫。仁宗曾對楊士奇說：“為君以受直言為明，為臣以能直言為忠。……今後，我如果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你們盡管直言指出，別擔心我不會聽從。”有一次，楊士奇上奏說：“陛下的恩澤雖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無所歸，瘡痍尚未平複，老百姓還很困苦，還須休息數年，才可能達到太平。”仁宗同意這種看法，並責備眾朝臣說：“朕對眾卿以至誠，望盡力匡扶。但隻有楊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時弊，而卿等皆無一言。難道朝廷果真沒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嗎？”眾朝臣聽了，都感到慚愧。宣宗也是這樣，他能夠聽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勸諫，不喜歡聽那些恭維討好的話。他對楊溥說：“朕每念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運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過，禍亂的發生往往出於意料。而近來群臣好進諛辭，令人厭聞，卿宜勉力輔朕。”楊溥頓首說：“臣不敢忘報。”宣宗對他說：“直接指出我的過錯，就是對我的最大報答。”裁撤冗官的建議是宣德三年蹇義首先提出來的，宣宗采納了。他經常召集“三楊”、“蹇夏”等大臣談話，要他們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於國家並切實可行的意見，他都能接受並實行。
仁、宣時期對科舉取士法進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時，曾與朝臣討論科舉之弊。楊士奇建議，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原來由於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會試多取南士。改革後，分南卷和北卷，分配錄取比例，從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實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後，就是按照這一改革辦法按名額錄取的。“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後複定南、北、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會試取士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階級知識分子“亦感奮興起”，擴大了明王朝的統治基礎，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