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譚綸同戚繼光共商加強福建水陸防務事宜，並將議定的《倭寇暫寧條陳善後事宜以圖治安疏》上報朝廷。戚繼光部署方畢，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舉入侵，福建形勢複趨緊張。為迅速徹底消滅倭寇，戚繼光上疏朝廷，請求給其“統一浙、福之責，重以節製調度之權”。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繼光為總兵官，鎮守福建全省並浙江金、溫二府，負責水陸軍務。在這期間，戚繼光在軍事上的最重要貢獻是解仙遊（今福建今縣）之圍。
十一月初，倭寇萬餘向仙遊進犯，從四麵將仙遊城包圍起來。當時城內守軍兵力單薄，戚軍尚未到達，戚繼光決定先取守勢，於敵外圍據險設壘，進行牽製，候援軍到來，再行進剿。十二月中旬，戚繼光的新軍6000人回到福建，戚繼光召集將領，商討殲滅倭寇、解仙遊之圍的方略和部署。戚繼光認為敵人兵力有1萬多人，處於優勢，不能同時進攻倭之四壘，宜逐一奪取。於是決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壘，然後再攻取東、西二壘，在城北之鐵山設置疑兵以牽製北壘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霧彌漫，咫尺不見人。戚軍各部按計劃從營地出發，直逼倭壘。當時倭寇正在結隊攻城，戚軍將至城下，倭寇始發覺。戚軍首先猛衝倭寇南壘，火燒倭營，當即斬殺四五百人。餘倭向東壘潰逃，戚軍轉攻東西壘，以“虎搏鷹擊”之勢，迅速焚毀倭寇三壘，共殺死倭寇1000餘人。餘倭數千人向北壘奔逃，戚繼光督軍奮擊，又大敗之，敵人屍橫遍野。仙遊之圍於是解除。
仙遊之戰，是戚繼光在平海衛大捷之後取得的又一次重大勝利。譚綸在評價這次作戰時說：“用寡擊眾，一呼而輒解重困；以正為奇，三戰而悉收全捷。……蓋自東南用兵以來，軍威未有若此之震，軍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對戚繼光的軍事藝術才能評價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當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繼光又在同安王倉坪大敗倭寇，斬首數百，餘眾奔漳浦，“繼光督各哨兵入賊巢，擒斬略盡”。少數殘倭膽戰心驚，流竄廣東覓舟歸國，白晝輒相愕曰：“戚虎來矣，今而後始知犯華之不利也。”東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繼光領導東南沿海軍民的抗倭鬥爭，曆時十餘年，前後數十戰，“飆發電舉，屢摧大寇”，建立了蓋世奇功，在當時和後世受到中國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紀念是理所當然的。他在禦倭戰爭中行之有效的一些軍事策略和戰法，已成為留給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的寶貴財富。
公元1644年清軍入關，古老的華夏進入清朝統治時期。清朝經近20年順治皇帝的初建，至1662年康熙帝玄燁即位後，進行了大規模振興社會的活動，扭轉了蕭條局麵，社會發展開始走上正軌。再經雍正帝十多年的統治，至乾隆帝統治時期，全國統一，社會經濟繁榮起來。康熙至乾隆統治時期，史稱“康乾盛世”。繼乾隆之後，嘉慶帝和道光帝掌政風格保守、僵化，清王朝日趨腐敗，開始走向衰落。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各省隨後紛紛宣布獨立，清朝的統治瓦解。
清王朝崛起中興的主要標誌是：
百姓生活有了曆史性改進。由於清康熙實行勤政愛民政策，耕地擴大，農民負擔相對減輕，南方雙季稻的推廣和北方小麥、玉米、高粱、大豆等廣域播種，使得糧食、棉麻等產量能基本滿足人民低水平需要。
銅礦業和冶煉業興旺。在康熙年間，銅礦業空前興盛。廣東、廣西、四川、雲南、湖南、貴州等省的采礦業規模較大，如雲南的銅礦就有18處，礦工近百萬人，銅產量達到每年400萬斤。
紡織業有較大發展。康熙年間，蘇州城的踹坊發展到300多家，踹匠有萬人之多，織機有3000多張。
瓷器工藝達到新的曆史水平。景德鎮是製瓷中心，乾隆年間製瓷業不僅恢複了明代的規模，民窯已有200餘座，陶戶達數千家，工匠人數已由明時的數萬人發展到數十萬人，工藝達到曆史最好水平。
人口迅速增長。社會穩定繁榮，致使人口增長很快。順治八年，人丁統計數字是1400萬，到乾隆三十年，人口突破2億，至乾隆六十年已接近3億。
版圖遼闊。康乾盛世時候的中華版圖，南起曾母暗沙，北跨外興安嶺，東起大海，西到蔥嶺，東北到庫頁島，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清朝版圖的陸地麵積達1300萬平方公裏，與我們現在的版圖相比，大約多了三分之一。
清王朝出現了“康乾盛世”的局麵，所實施的主要方略是：削平三蕃割據勢力，統一台灣，恢複中國領土的完整，加強了東南海防；打擊沙俄侵略，簽定平等條約；廢除圈地，還耕於民，鼓勵墾荒；大規模整治水患，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安定；懲治貪官，澄清吏治，以鞏固清王朝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