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鑒於準噶爾部屢次發生叛亂，便於公元1762年在惠遠城設伊犁將軍，總轄新疆南北兩路事務，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新疆的統治。
打擊腐敗，懲治貪汙
清朝初期，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打擊之後，社會風氣較明朝有所好轉，但貪贓腐敗現象仍有出現。康熙帝初年的鼇拜就是一例。鼇拜對清朝的創建立有大功，曾被順治帝遺命為四個輔政大臣之一。但他居功自傲，專橫跋扈，根本不把年幼的康熙放在眼裏。同時，他還肆無忌憚地貪汙受賄，圈占民田。康熙帝對他十分憤恨，但一直不露聲色，待到時機成熟時才將他一舉擒獲，鏟除了這個國家的蛀蟲。
康熙晚年，法禁鬆弛，吏治又趨敗壞。雍正帝即位後，為維護清朝統治，對吏治進行了大力整頓。他認為，當今的官員一麵損公肥私，一麵卻通過假仁假義來沽名釣譽，結果落得“名實兼收”，可是百姓卻深受其害。在即位元年即公元1722年元旦的詔書中，雍正帝對這種惡習作了無情揭露，要求官員廉潔奉公，實心實意地去辦事。雍正帝即位一個月，就向戶部下令清查錢糧虧空，要求各省自行清查，如有虧空，限三年之內補上，否則從重治罪。在中央，經過清理，發現戶部庫銀虧空250萬兩，雍正責令該部曆任堂官、司官和吏員賠償150萬兩，另100萬兩由戶部逐年彌補；在地方，清查工作普遍展開，發現有貪贓的，不管原任、現任，一律逮捕審查。第一年逮捕的就有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地方大吏多人。此後，雍正還實行了耗羨歸公、養廉銀等製度。這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打擊了貪官汙吏，使吏治有所澄清。
盡管康熙、雍正諸朝，一直抓住懲治貪汙不放，到乾隆時期，仍然是貪官日多，貪額日巨。乾隆帝弘曆便抓住這個吏治的中心問題，采取了更加重視、更為嚴厲的政策。在用人問題上，弘曆比他的父親、祖父更重視德，對不德的貪汙犯決不手軟。公元1749年，乾隆帝弘曆見督撫處理貪官過輕時說：“此等劣員，多留一日則民多受一日之殘，國多受一日之蠹。”他認為，斧锧一日未加，則侵貪一日不止，非嚴厲處置不行。公元1750年，他告誡臣工，“不可為貪吏開幸生之路”。乾隆在位時期，二品以上的貪官就殺掉30人。
乾隆帝弘曆很重視用法繩製貪官，他尊重並執行康熙、雍正懲治貪汙的法律，並進行改定和增補，使懲貪法製更加完善。總的是法律規定的更嚴了，貪汙千兩以上的照例斬監候，貪汙千兩以下的分三等，都要加重刑罰。如代賠帑項限期不完之罪，不準納贖；蠹役犯贓刺字，以防日久事冷，鑽營複職。另外，還頒布各種禁令，如嚴禁上司留請屬員用膳時勒索押席銀兩。這種禁令實際起了法製作用，使懲貪方略更為豐富了。
弘曆的懲貪不僅次數多，懲辦的多，處死的也多。舉凡督撫大員處斬或賜自盡的，必有貪汙之罪。即或不處死的，也必給予懲處。在處理貪汙時，都要實行連坐，目的在於革除官官相護的惡習。
弘曆懲貪的麵積廣，不僅是狹義的貪汙，舉凡虧空、欺冒、挪移等，都在嚴懲的範圍之內。既重刑治，又必追賠。公元1782年，皋蘭等34廳、州、縣侵虧庫銀、糧草等，先後正法者56人，被勒令攤賠42萬兩。弘曆的反虧空，偏重於追賠。在追賠中也實行連坐，追到直係親屬、旁係親屬、上司屬員甚至朋友。在反勒索方麵，無論是上司對屬員的勒索，還是官吏對人民的勒索，都須予以痛反。
乾隆帝弘曆不僅嚴懲那些貪官汙吏和他們的不法子弟，而且對幫助貪汙的胥吏、長隨和幕友等，也痛加懲治。這些人在他們的貪官主人麵前，為虎作倀，自己撈了不少東西。乾隆帝弘曆詔諭外省、各衙門的幕賓，有暗中聯結私通線索者，必須加意防範，嚴密稽察。弘曆對貪官汙吏的爪牙嚴厲懲罰，使貪官的勒索受到一定限製。
上述這些政略之施行，使清政治、軍事、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得到很快發展，有的遠遠超過了過去曆代的水平。正因為如此，清前期出現了崛起和中興的局麵。而中國的崛起和強大，令外敵隻能望而卻步，富有侵略性的沙俄就是如此，當其入侵中國的東北和西北遭康熙率兵對之打擊後，再也不敢肆意發動對中國的侵略了。
（附）：康熙帝執政之外的簡況
清朝崛起和中興在“康熙盛世”。康熙在執政中的作為已在上述文中作了簡介，這裏對其執政之外的情況略作介紹：
8歲入主皇宮
愛新覺羅·玄燁，即康熙皇帝，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生於順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祖父佟養真跟隨清太祖努爾哈赤興兵抗明，是清朝的開國功臣。她的父親佟圖賴是漢軍正藍旗人，也屢建戰功。佟氏家族也因此成為八旗漢軍中顯赫一時的名門大族。順治皇帝為了緩和民族矛盾，改變在蒙古貴族中選妃的舊俗，開始在漢軍中選妃後，佟氏被選入清宮。但佟氏不受順治寵愛，因此，玄燁也遭順治帝的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