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洲壩工程確實起了“實戰準備”的作用，加上粉碎“四人幫”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發展形勢蒸蒸日上，水利部在70年代末小心翼翼地提出將三峽工程列為“四化”建設重大項目，爭取在80年代建成的建議，觸發了80年代的第二次大爭論。國務院決定由國家計委和建委組織論證。為了減少困難和阻力，水電部決定讓“長辦”研究提出一個較低的開發方案（蓄水位為150米），以供論證和決策。1983年5月國家計委邀請了350多位專家開了個空前的大會審查“150方案”。也許是久夢難圓的三峽工程牽動了人心，“150方案”雖規模較小效益較差，但投資和移民困難也小得多，加上科委組織的大量科研成果的完成，“150方案”得到多數專家的首肯，他們異口同聲地說“與其坐而議，不若起而行”。審查會最後建議“原則通過，抓緊初設”。1984年2月，國務院批準了這個方案，並決定在84年內開工，為減少移民困難，將有關地區組成“三峽特別行政區”（後又改為籌建三峽省），以及籌備成立“三峽開發總公司”。此後各項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進行，三峽工程似乎真的上馬有日了。
但是這一決定立刻引起巨大反響。首先是一些政協委員、社會知名人士和個別領導同誌仍然反對修建三峽，他們仍認為投入太大，問題很多，效益可疑，反對草率上馬——至少推遲到下世紀再說。其次重慶市和交通部也反對“150案”，要求提高蓄水位，使萬噸船隊能直航重慶：其它形形色色的意見不勝枚舉。一時間形成相當氣候的反對意見。
1986年6月，國務院發出對三峽工程進行補充論證的通知，一切準備工作也都停止，看來黨的第二代領導已感到對三峽工程的決策非同小可，決定將決策過程分為三個層次進行：(1)由水電部組織全國專家進行深入研究論證，重新提出可行性報告；(2)由國務院組織專家進行審查，提出審查報告提交中央；(3)提交人大審議批準。
於是水電部重新聘請了412位各專業的專家，成立了14個專家組進行新的論證。加拿大政府和世界銀行對三峽工程極感興趣。經中、加兩國政府商定，由加方出資，聘請國際上的著名谘詢公司在世界銀行指導下進行獨立的可行性研究。重新論證工作從1986年6月做到1989年2月，專家組最後認為：三峽工程應建、早建；不存在不可解決的技術、生態和投資上的問題；正常蓄水位應提高到175米。絕大多數專家讚同這一結論，隻有9位專家拒絕簽字。加拿大的論證結論大同小異，但為了減少移民量，他們推薦的蓄水位為160米。“長辦”根據專家論證結果重編了可行性報告，預定在1989年內提交國務院審查，三峽工程的前途，似又出現曙光。
——摘選自《千秋功罪話水壩》
第四節 李鎮南：回憶三峽工程壩址的選擇
李鎮南，中國著名水利專家，時任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今長江委）工程師。1932年，李鎮南畢業於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193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1938年回國。建國後，李鎮南曆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工務處、計劃處處長，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他組織完成了曆史上第一部《長江流域規劃》，並長期負責三峽工程的技術工作。
1955年我來武漢參加長委會長江流域規劃工作，並向受聘長委會工作的蘇聯專家組介紹長江的情況及問題。10～12月，我們組織了對長江上遊地區、幹流及主要支流的查勘，全體蘇聯專家參加了查勘，查勘團由李葆華、林一山領隊，國家計委、水利部、地質部、燃料工業部、交通部及有關單位也派員參加，我和長委會有關負責同誌也參加了。查勘途中，我陪同查勘團看了三峽南津關壩址（薩凡奇建議的），也看了我們建議的火成岩壩址區，並談了我們的看法。還查勘了我們初選的貓兒峽、溫塘峽、偏窗子等多處壩址，並到成都向四川省委彙報、征求意見。在查勘上遊時，蘇聯專家組對長江中下遊的防洪嚴重性與緊迫性認識不足，又兼他們都是搞水電的，對發電問題考慮得多，總覺得貓兒峽配以溫塘峽、偏窗子等的方案，就可以解決近期需要，對三峽樞紐總覺得規模太大，投資太大，所發的電一時又不易銷售，不像貓兒峽等那樣現實。而我們則認為防洪問題緊迫，是治江必需解決的首要任務，且貓兒峽等淹沒四川良田好地較多，也恐難得到四川的同意，故不讚成以貓兒峽等作為治江戰略重點，而認為應以三峽作為治江主體。途中爭論激烈，未能取得共識。周總理聽到這一情況後，單獨召見了專家組長和林主任，聽取他們的彙報。總理最後講話，說明了長江中下遊防洪問題的嚴重性和中央對三峽工程的指示，說明三峽工程是長江中下遊防洪所不可或缺的，其他效益也不是貓兒峽所能取代的，故三峽工程應是長江流域規劃的主體工程。專家組長讚同總理的意見，認為長江中下遊的防洪問題是關係全局的大問題，同意研究三峽工程的問題。
到1956年底，為了加強流域規劃的工作，長委會改名為“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簡稱“長辦”)。1957年初,我奉命擔任長辦的總工程師,在黨組和主任的領導下，全麵負責技術工作。
此後,我們進一步研究三峽壩址的問題，分別在南津關的石灰岩區選了五個壩址和在上遊的火成岩區選了十個壩址，進一步開展勘測和調查。除一般的地質問題外,在火成岩區特別注意風化殼的研究。同時與蘇聯專家組長商定,臨時短期增聘一些著名的蘇聯高級地質專家,尤其是研究喀斯特的專家,來華與中國專家合組中蘇地質專家鑒定組。他們對幾個壩址進行實地查勘,聽取了勘測和有關單位的彙報,尤其是喀斯特問題的研究情況,鑽探工作及庫壩區滲漏調查等報告及成果,對在工作中提出的問題及指導進行的些補充勘測與調查研究的成果,更深入細致地討論研究,最後提出幾個壩址的工程地質條件的鑒定性意見。
我們在1958年底提出《三峽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點報告》。1959年5月在武漢組織了全國有關方麵進行討論,一致同意放棄南津關壩址,推薦三鬥坪壩址。在肯定放棄南津關壩址的情況下,出現了壩區以下水能的補充利用和交通部提出妥善解決三鬥坪至宜昌間的航運等問題,還有宜昌港水位穩定性的問題。
像三峽這樣的綜合利用樞紐的運用，必然有適應電能日負荷變化的調度,水電站的下泄水量與相應水位可能會有超過航運所能容許的較大幅度的變幅。這樣的矛盾必須得到妥善的解決。經過反複研究,在三鬥坪以下選建一個梯級，這樣既能利用三鬥坪以下的水電資源，解決三鬥坪以下的航運問題,還可利用其有效庫容,對三鬥坪下泄幅度較大的日水量進行調節。使這個梯級的下泄量及相應的水位幅度變得更小些,使之能更適應航運和其他用水部門的需要,也可滿足宜昌港水位穩定的要求,葛洲壩正是這樣的一個梯級,是三峽樞紐的組成部分。我們也認識到,為了充分發揮綜合利用的效益,在大型樞紐下遊,應有而且必須有個反調節梯級。
這種對反調節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的認識,是認識上的新發展,對三峽壩址的選擇,更增添了一個好的重要因素。
從這方麵說,三鬥坪和以葛洲壩作為反調節梯級的選擇,是符合綜合利用要求的理想選擇。不僅三峽工程的效益可以得到最好的發揮,而且也發揮了長江水力資源綜合利用的效益,還為宜昌城市的發展,提供了優越的條件。
如果三峽壩址選在南津關,則反調節梯級,隻能建在宜昌下遊的古老背,宜昌市將要被淹,更談不上發展了。
1959年周總理又向林一山傳達了毛主席對三峽工程的另一指示:“有利無弊”,要求研究三峽工程的防護問題和三峽水庫的長期使用問題。為此成立了以張愛萍為組長,錢正英、林一山等為副組長的人防小組,研究核彈對三峽工程和水庫的破壞及如何防護等問題。水庫長期使用則由“長辦”負責研究。
1960年春,三峽工程初步設計的各項內容基本就緒,水電部組織了中蘇專家數十人在壩址現場進行討論。討論的第一個問題是壩線選擇。“長辦”建議選用三鬥坪壩址上壩線,在“長辦”工作的蘇聯專家組及多數外單位專家, 都支持“長辦”意見, 中國專家也都同意“長辦”意見。但有少數蘇聯專家主張選用中壩線(在上壩線下遊約1km處),並建議在上、中壩線各打一個過河平洞,進一步查明兩壩線河床部分的地質條件,再選壩線。雙方爭執不下。經主持討論的水電部馮仲雲副部長向水電部報告請示,水電部研究後,還是決定接受打平洞的建議。
於是開始開挖兩端豎井及過河平洞的工作。不久,國際形勢變化,蘇聯專家撤走,豎井打了一部分就停工了。
改革開放後,許多國家的專家和友人來此參觀考察,都一致稱讚我們的這種選擇,認為三鬥坪確是一個難得的好壩址。
至於壩線問題，前麵曾提到1960年擬選上壩線的間題,後來蘇聯專家撤退,剛開始的豎井停工了,以後再沒人提過比較上中線問題。我們對兩壩線進行了複核,仍然認為上壩線較好,以後就以上壩線作為選定壩線。它的位置自右岸的白岩尖,通過中堡島上首,至左岸壇子嶺。
1986年開始的三峽工程論證工作也按三鬥坪壩址上壩線進行。1991年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組織專家對重編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進行審查(工程規模,樞紐建築物與施工專題)的預審意見是:“同意選用三鬥坪壩址。該壩址具有修建混凝土高壩的優良地形和地質條件,是個難得的高壩壩址。”同年,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關於對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審查意見中,同意選定三鬥坪壩址。至此,經過近四十年的不倦探索,三峽工程的壩址由國務院組織專家審查,才最後確定下來。
——摘選自《中國三峽建設》1995年第4期
第五節 郭瑞榮：三峽的記憶
郭瑞榮，中國葛洲壩集團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職工，曾參與建設三峽大壩。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一晃離開三峽工地13個年頭。今日，在新疆水電建設工地喜遇三峽朋友，我意外又驚喜。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在工地餐館，要個麻辣羊肉火鍋，點上幾碟菜，喝著伊力老窖酒，與朋友聊起三峽工地的日子，著實開心快樂。
酒逢知己千杯少，夜歸，草原已是明月高懸，群星璀璨。柔柔的輕風吹醒我的醉意，吹走我的睡眠，坐在燈下案前，品著朋友從湖北宜昌帶來的三峽綠茶，細細回味那淡淡的茶香，喚起我對三峽的記憶。
1995年1月，我從海南大廣壩電站調到湖北三峽水電站工地。作為水電人能參加三峽水電站工程建設，是我一生的榮幸。初到三峽工作，正趕上三峽工程一期導流明渠開挖，導流明渠長近2000米，寬約400米，偌大的基坑施工現場，幾百台大型機械設備同時作業，那壯觀的施工場麵，沒有親身經曆的水電人，是無法想象的。大型電鏟、反鏟、推土機、裝載機、運輸車星羅棋布地擠在一個施工區域展開作業，還能有條不紊地有序施工，的確需要很高的管理水平。在大三峽工地日開挖方量幾萬立方米，是家常便飯。開挖最高峰時段，葛洲壩集團月創造開挖土石方近兩百萬立方米的記錄，可謂是世界之最。大三峽大氣派大手筆，葛洲壩人在大三峽書寫下了水電新篇章。作為三峽建設者，我目睹了那裏發生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