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陳序經和胡適兩人都被視為全盤西化論的代表人物，並在許多論著中將他們相提並論，但兩人的思想主張是有著極大的差異的，在某些重要的方麵，甚至有根本性的區別。在其後的文化論戰中，大量的論爭發生在陳氏與胡氏之間，就是基於這一原因。兩人雖都提倡過全盤西化，但立意不同，程度不同，而且更重要的是理論淵源不同，或者說，在基本的文化觀上各不相同。從大的方麵來說，胡適與陳序經在文化觀上的分歧主要有：
第一，胡適與陳序經全盤西化論在理論的根本著眼點不同。陳序經的理論是文化整體論，認為文化的每一個單元都是不可分的整體；而胡適隻是在宏觀上評判文化的進步與落後。
陳序經認為，文化本身“是一個整個的東西”是分不開的，它的各個方麵都有連帶及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要格外努力去采納西洋的文化，誠心誠意的全盤接受他，因為他自己本身上是一種係統，而他的趨勢，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
而胡適所強調的，是反對把文化人為地分成“物質的”和“精神的”，他指出，西方文化不僅在物質文明上超過中國，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也同樣超過中國。因此必須在整體上認同西方文明，一心一意地接受這個新文明。
第二，胡適與陳序經全盤西化論對於文化演進過程的認識不同。陳序經認為文化的演進是一個單純的線性過程，而胡適把它看作複雜多變的曆史。
陳序經認為，如果兩種文化存在著程度上的差異，那必然是不適應時代及環境要求的文化“逐漸的成為陳跡”，而適應時代及環境的要求的文化“逐漸伸張”。就當代而言，“我們的文化在文化發展的階梯上，是低過歐洲的文化”，因此，西方文化取代中國文化，是文化發展的必然。“我們全盤采納西方文化，不過是做進一級的文化活動”。
胡適雖也提倡“向西走”，但他更強調時代、環境和人對文化發展的重要作用，胡適說：“我們拿曆史眼光去觀察文化，隻看見各種民族都在那‘生活本來的路’上走，不過因環境有難易，問題有緩急，所以走的路有遲速的不同，到的時候有先後的不同。”中國文化即是屬於因環境的條件和人的覺悟程度而“遲”和“後”的一類。通過環境的變化和人的主觀力量的發揮，這種落後的文化仍然有向前邁進的可能。胡適又說：“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與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主化是無可疑的。”
因此，胡適更注重文化發展的操作的一麵。
第三，胡適與陳序經對於“理智”理解的層次存有差異。胡適認為，文化的發展需要理智的作用，而陳序經認為，全盤西化的主張就已經是理智的選擇。
陳序經1935年在《全盤西化的辯護》裏曾有一句話：“我以為‘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曆程之中’，理智往往也是‘無所施其技’的。”胡適等人根據此話，認定陳看輕了理智的作用。其實陳序經這句話完全是模仿胡適《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裏“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運動的曆程之中……十教授所夢想的科學方法……完全無所施其技”。多年之後，陳撰文澄清了胡適對他的誤讀。陳使用的“理智”的含義是特指的、具體的。陳指出，理智各人有不同的理解，從中國固有文化的理智，則得出反對全盤西化的結論；從“西化的理智”，“我們才主張全盤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