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思潮與中國文化發展路向的論戰（1934-1941年）
論戰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一個普遍的現象，也是各種思想影響得以擴張的主要渠道之一。作為一種文化思潮的全盤西化論，也借助於1930年代的文化論戰得到發展；同時，它所構成的“群思”的特點，也是在文化論戰中表現出來的。從1934年起，全盤西化論者參與了圍繞文化問題的三次論戰。1934年廣州的文化論戰，標誌著全盤西化思想作為一種“思潮”的興起，並開始產生社會影響；1935年全國性的文化論戰，標誌著全盤西化思潮的影響達到鼎盛階段，在當時的思想界已達到不容忽視的地步；而1938年以後文化論戰的尾聲，則預示著全盤西化思潮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之下走向式微。但諸次論戰，陳序經等全盤西化論者都對全盤西化思想進行了堅持和發展。
對這一問題最早加以申論的是美國夏威夷大學的威廉·馬克·紮那拉（William Mark Zanella），他在1985年以《中國對現代文化的追求——1935年關於文化建設的論戰》為題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對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戰有所論述，所利用資料多為當時的期刊、文集及思想家的著作，但對具體史實和過程論述不詳。由於未見正式出版，此文在學術界的影響受到局限。台灣大學研究生張儁1987年以《中國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論戰的本質（1934-1935）》為題完成碩士學位論文，對於當時文化論戰的兩派——全盤西化思想和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原因、理論基礎和意識形態都有所評述，涉及麵廣，但作者熱衷於對近代中國的“論戰”現象給予全景式的揭示，論證的方麵過多而影響了主題探討的深入。以30年代文化論戰問題本身為專題，陳江豐分別介紹過全盤西化派和本位文化派的文化觀，指出兩派都流於在概念上做文章，沒有涉及當時中國文化問題的實質。鄭師渠也提到，這場論爭是“一場遠離真理的混戰”。陳崧將對文化論戰的研究與五四運動的意義聯係起來，對本位文化派和全盤西化派的基本觀點和相互的論辯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性的探討，對論戰中呈現出的一些特點進行了更為宏觀的分析，從30年代的論戰中凸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意義。王中江指出，30年代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其實質也就是西化派與折衷派在中西文化問題上的對立和衝突。
對論戰的另一方的研究，孫廣德以當時出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等幾種資料彙編為主，論述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什麼、可否建設、如何建設等問題，對本位文化有較多的同情。馬克鋒評述了本位文化派的所謂“文化建設運動”，批判了他們在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產生的惡劣影響。在對本位文化派和全盤西化派的兩相比較中，論者偏於肯定全盤西化派“在當時是比較進步的”，順乎社會時代的潮流。台灣師範大學蔡淵洯於1991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抗戰前國民黨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1928-1937）》，重點探討了作為國民黨文化意識形態的“中國本位論”形成的過程和內涵的發展，對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的開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提出，都有較為深入的研究。
劉集林《陳序經文化思想研究》一書有專章對三次文化論戰進行了研究，簡要敘述了論戰的過程，並且將論戰各方的觀念加以總結歸納，從邏輯上進行厘清和分析。其論述的重心在於論戰中的全盤西化論，對陳序經及全盤西化論在論戰中的地位給予正麵的評價。
本章內容，即在此基礎上，對三次文化論戰進行詳細的過程性的論述，從曆史的角度揭示全盤西化思潮在具體曆史環境中所產生的實際影響，並以此凸顯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複雜特點。
一、《中國文化的出路》的演講及在嶺南校園內的反響
1933年12月29日，陳序經應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係主任胡體乾的邀請，在中山大學禮堂作了一次公開的演講。因為胡體乾所發起的是關於中國文化問題的演講會，陳序經便以《中國文化之出路》為題，講辭登載於1934年1月11日的中大校報上，無記錄者姓名。幾日後，嶺南大學學生梁錫輝整理的演講筆錄，經過陳序經的修正，發表在1月15、16兩日《廣州民國日報》的“現代青年”欄目。這一修正稿的大意與中大校報所登載的並無大異，隻是在細微處略有修改，也補充了一些意見。
陳序經的這個講稿，實際上就是他業已殺青、即將麵世的《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的提要。其結構方麵也與著作本身沒有大的區別。他仍是首先回答了對於複古派和折衷派的批評，然後提出“徹底全盤西化的理由”，但由於是在客校的一次演講，陳序經還在最後增加了短短的一小節“關於西化的責任與希望”。在文中，陳序經再次強調了南方對於西化運動的重要意義，並對於南方的青年學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最後歸結說到中國文化之出路，無疑地是要從徹底全盤西化著手。希望諸君起來負起這個責任。本校為政治革命的結晶品，把西洋文化徹底努力的去采納與發展，是在今晚各位的身上了。”
這篇演講，引起了1934年在廣州發生的一場圍繞全盤西化論的文化論戰。
陳序經所供職的嶺南大學是全盤西化思潮的重鎮，在嶺南大學，形成了一個以陳序經為主要代表的主張全盤西化的師生知識群體。在嶺南大學內提倡全盤西化，可以追溯到1925年。陳序經在1935年曾寫道：
“十年前，盧觀偉陳受頤兩先生與我，已感覺到全盤西化的必要。民國十七年，盧陳兩先生與我同事嶺南大學，對於這種主張，曾輪流作過十餘次演講。此後，嶺南的教授與學生們，對於這個問題，不斷的加以討論。”
盧觀偉（？-1948），畢業於嶺南大學，在校服務擔任講師，1926年赴英深造，研究哲學及神學，1927年返國回校後任副教授多年，1931年任助學委員會主席，至1936年始行離校，抗戰以後，在香港講學多年，1948年應聘嶺大擔任哲學科教授職務，因以身體關係未能到校，1948年10月10日病逝港寓。3801920年代末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歐洲戰後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曾在包括俄國在內的各國實地考察，“對於歐洲新興國家的批評、德意誌的複興、德謨克拉西的成功和失敗都有很精確的言論。”
陳受頤（1899-1978），廣東番禺人，畢業於嶺南大學，1925年留學美國芝加哥大學，獲比較文學和哲學博士學位，曆任嶺南大學中文係教授兼係主任，後任北京大學史學係教授兼係主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後來在美國各地任教。
盧陳二位，是陳序經的好友，在思想上與陳序經較為相通，對陳序經的西化論給予過很大的支持。據陳序經回憶：“我記得二十年前，我在德國的時候，寫過一篇中西文化的文章登載於某刊物，他用了油印印了好多份，送給學生和友朋看。後來我有發表過一些關於教育與西化的問題的文章，他又拿來翻印為單行本。”對於陳序經關於西化問題的著作，盧陳二位都給予過具體的幫助和鼓勵。
1929年，由嶺南大學學術研討會發展而來的“思思學社”出版了一冊《學術論文集》，內中有多篇文章討論到文化問題。盧觀偉和陳受頤發表了全盤西化的言論。盧觀偉說：“我常常這樣想：講到今日中國的文化、教育、學術、國家各方麵的新建設新創造，至極重要的基本先決問題，就是歐化的途徑。”他認為中國的西化要超越形而下的水平，超越日本的成就：“我以為新中國，不隻是形而下地，如日本的過去，對於現代科學物質生活和政製的要歐化，形而上的關於民族內部生活的一切康健的思想態度和倫理社會的標準，更需首先歐化的。”
陳受頤的《十八世紀法蘭西之中國觀》，在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方麵，得出的結論與陳序經的主張基本一致。他說：“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人，若是平心靜氣地較量中西的差異，必不免於發見中國文明的單調、貧乏、與枯寂……自己算起數來覺得中國真的長處，人家都有，要是中國果有特色，那種特色，就恐怕究竟是不大堂皇的東西。”文化的線性發展，決定東方文化的沒落，“西方文化，已快快地變了世界文化，東方文化縱有保留的價值，也不過要變為西方世界文化的一小部分。東方的種種‘特色’，與世界潮流抵觸的，自然快要滅亡，成為古代文化的一種遺跡。”
在陳序經、盧觀偉、陳受頤等教師的影響之下，嶺南大學的學生深受全盤西化思想的熏陶，有不少學生轉向於讚同全盤西化。“全盤接受西洋文化的呼聲，便在這個時候刺動了一般嶺南人的耳鼓。”當陳序經在中山大學的演講發表前後，一些嶺大學生也撰寫了不少文章，呼應陳的觀點。
1933年12月嶺南大學學生自治會編輯出版的《南風》第9卷第1期收錄了兩篇關於全盤西化的文章。馮恩榮的《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意義》發揮了陳序經的有關觀點。馮恩榮，廣東省鶴山縣人，1935年獲嶺南大學文學士學位，後赴美深造，獲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天津南開大學教授及嶺南大學文學院教授等職，此時正在嶺南大學就讀。馮“常常請教諸先生於私邸”，在文中就以下問題進行了論述：一是從西化的事實趨向來論證全盤西化的理由。馮寫道：“回顧這幾十年維新的事跡，覺得我們的西化運動，已然成為曆史上的事實，而且每一個時期比每一個時期覺悟，西化的程度亦比前時深進一步。”但種種西化論調仍然不免於畸形，“為了補救以前這個失敗，我們要主張全盤的徹底的歐化的必要。”二是發揮了陳序經的文化整體論。馮文寫道：“中學固是一致的，西學也是一致的，調和或折衷，中西二元的結婚，是永也不可能的事。”三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中國人常常誇耀的所謂道德的文明，亦複如此，則其它如哲學、文學、藝術、法律、政治種種的文化的特性之不如人，也可以舉一反三，便可以證明非徹底和全盤的西化不足以言自存了。”387後收入《全盤西化言論集》，改名《全盤西化的意義》。
梁錫輝《徹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其文章的結構和討論的內容幾乎和陳序經的《中國文化的出路》沒有大的差別，全篇的結論是：“徹底去采用西方文化，勢將成了事實，而且是合乎現代世界的趨勢。”“中國目前急需，是要我們努力的去創造與徹底的發展現代文化。對於現代的西洋文化，徹底加以采用。”但在這篇文章中，梁對於口號的使用仍有許多顧慮，他小心翼翼地提出“全盤接受西洋文化”在名詞上不大大妥當，有點“口語化”，因而改作“徹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梁錫輝，1924年入嶺南大學，一年後休學工作，1928年秋又返校續學，陳序經所在的社會學係學生，先後陳序經外出講演兩次擔任過講演的記錄。就在這篇文中他表示，“今次我得以寫成這篇文，大都是得靠了陳（序經）先生的意見獨多，凡是主要之點，差不多都是由他處參考得來。”
就在陳序經演講稿發表的同時，1934年1月12日出版的、嶺南大學青年會編輯的《南大青年》第22卷第5期，約寫和收集了一係列討論全盤西化的文章。其中的一些文章，顯然是受了陳序經思想的深刻影響，甚至其文章寫作的本身，就受到陳序經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如梁錫輝（即陳序經演講稿的筆錄者）的《寫了〈徹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以後》一文，其主要的部分（約占80%以上）都是對陳序經《東西文化觀》一書中《對於一般疑問的解釋》一節的直接抄錄或稍加改寫（其時陳的《東西文化觀》書稿已成，尚未出版）。隻有在最後一部分，梁錫輝對一些問題用自己的語言作了一些補充。一是對“現代文化”的定義，梁補充道：“現代文化，就是現代人的我們的文化，是要我們去適應現代環境以滿足我們的需要的努力得來的結果及其工具所創造和發展而成功了的文化。”二是對於“徹底”的定義，梁指出，所謂徹底，就是要對於西洋文化，“首宜有深徹的認識，然後更進而努力從事於此，這便是‘徹底’原意之所指。”
《南大青年》的編輯呂學海寫了《〈徹底西化〉釋義》一文，也受到了陳序經思想的影響。呂文對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關係作了論述，指出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是統一於文化的兩個方麵，“物質文化是精神文化之表現”，兩者的關係可以說，“精神文化是物質文化之母親，物質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兒子。”因而，所謂“我們要西化”，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精神西化。呂文引陳序經《再開張的孔家店》的觀點，說明“我們察覺數十年來的西化運動，無異是享受西方的物質文化運動，這真是危險，這真是化錯了。”因此“我們對於西化運動，為避免種種弊病起見，我們於是提出‘徹底西化’。‘徹底’的意思就是‘到根本去’……就是‘到精神文化去’。”
馮恩榮發表的《論基督教文化》從文化的整體觀來論述中國基督教化的必要。文中說：“文化是整個的，中國文化有中國文化的係統，西洋文化也有西洋文化的係統，我們要采取其一，不免了牽動了其二或其三，而況基督教是西洋文化裏的寵兒，現代文化的種子。”如果隻言西化而忘卻了作為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基督教，那麼這種西化仍然是傳統的不徹底的說法，“我們以為，中國文化上轉變的程度如何，要看中國歐化的程度如何，中國歐化的程度如何，又要看基督化的程度如何。”
以上言論的發表，都與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出版和在中山大學的演講基本同時，由此可見陳序經思想對嶺南大學學生的影響。而這一時期校園出版物關於全盤西化的鼓吹，明顯地具有兩個特點，一是他們的文章大都是對陳氏主張的某種發揮，思想的承襲關係十分顯然；二是他們的言論大都帶有論辯性質，更象宣傳文字，而不似學術探討。對於校園論壇的這一特點，當時就有人給予提醒。已在嶺南大學任教的何格恩也是基本傾向全盤西化的一員，除了持“歡迎西化未必先要打倒中國固有文化，我們要保存中國文化有世界性一部分，也要舍卻西化的帶地方性一部分”外，對全盤西化論還是非常堅定的。對於學生們提倡全盤西化的熱情和基本傾向是肯定的，表示“在複古思潮彌漫之際，而提倡全盤或徹底接受西洋文化，無異一種革命行動”，但他對於這種宣傳性質的論辯不以為然，指出，“我們今日大可不必汲汲於宣傳，因為時機尚未成熟；研究學問的精神與方法是我們首先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是‘西化’運動的先決問題。”他還批評了學生在文章中表現出來的自高自大、籠統膚淺的學風，要求他們“要提倡實事求是的學風，糾正以往的錯誤。問題要細，眼光要大，心地要和平，態度要忠實。”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全盤西化思潮在嶺南大學的校園裏已經達到了一種非常熱烈的地步，以至於持這種觀點的人士也感覺到有反思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