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對全盤西化論者的質疑
陳序經在中山大學的演講一發表，立刻引起了廣州思想界強烈的反應。一時間，大量的討論文章在《廣州民國日報》等報刊上發表，對陳氏的主張提出質疑。持反對態度的人物主要有：謝扶雅、張磬、陳安仁、王峰、林潮、王衍孔、何汝津、穆超等人。
謝扶雅是最早對陳序經的演講提出評論的。謝扶雅，1892年生，浙江省紹興人，日本東京同文書院畢業，立教大學畢業，美國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研究員，曾任中華書局編輯員，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務幹事，嶺南大學教授兼哲學係主任，1939年—1940年任嶺大訓導長等職。1941年任中大文學院文科研究所主任。1934年1月22日，他在《廣州民國日報》發表《為中國文化問題進一解》，回應了陳序經的全盤西化主張。
謝扶雅不讚同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他在文中說：“文化本身是一個很大而很複雜的問題……我們對於整塊的西洋文化，應先施以大規模的解剖與分析，審查與研討，而不必遽加讚美或遽唱全盤西化。”
但謝扶雅的通篇文章，與陳序經的觀點並沒有嚴格的針鋒相對，隻是強調在討論文化問題的時候，不能喪失民族自信力，反而應當“格外尊敬我們自己的民族，愛護自己的民族，而對於我民族抱堅決的自信心。”他隻是把西化與媚外聯係了起來，實際上批評了全盤西化主張，他指出：“媚外的程度日甚一日，自蔑的程度亦日甚一日，其結果是：無論什麼事凡西洋的統統是好的，凡中國的統統是不好的……自然更有人主張中國文化整個地要不得，非全盤換過不可，於是順理成章的，自然會有人起來主張中國非把西洋的一切文化統統模仿過來，除此以外更無第二條出路。”
謝扶雅的這種態度，與他一貫的思想主張有關。他對於中國文化的落後也十分不滿，在對中國曆史上政治思想的分析後曾痛感：“直到而今，還沒有勾得上所謂‘憲政時期’，則知我國確已冠冕堂皇地開了兩千年的倒車了。”對於廣東當時的“讀經”和“祭拜孔子關嶽”的複古行徑，他也進行過嚴厲抨擊。他之所以強調民族自信力，主要是著眼於研究的方法問題。他曾說：“不過常常有許多人誤會，以為對我民族有自信心，就是說我民族的文化統統是好的了，又以為徹底西化便無異說我民族本身根本要不得。”他的本意並非如此。
張磬對全盤西化論的批駁最為尖刻，與全盤西化論者之間的論戰交鋒也最多。陳序經的演講稿發表後，張磬連續發表《中國文化的死路》、《為中國文化問題再進一解》、《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等文，從幾個方麵駁斥全盤西化論。
張磬首先嚴厲地指出了全盤西化論的危害。他指責全盤西化論者“不言手段、隻標目的籠統的宣傳，必至一般青年們盲目的崇拜西化，以至穿西裝是西化、吃西菜是西化、住洋樓是西化……。”盡管陳序經反駁說全盤西化的含義並不在於此，但張磬認為，導致青年盲目崇洋，全盤西化論者難脫責任。
張磬反對全盤西化的理論是經濟史觀。他指出，“人類的生活，既建築在經濟基礎上頭，無論誰，都跳不出經濟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文化就是人類的生活表現，所以，文化當然要受經濟勢力所決定。”他用經濟史觀解釋了文化進化的規律：“經濟基礎發展至相當的階段，必然會產生矛盾，便孕育了新社會的胚胎，雖然有遲速的不同。舊社會漸漸蛻變而為新社會，新社會文化，便應運而生。”如此，舊文化中適應於新社會生活的，自然會被保留，不適應的就被淘汰。由於有這樣一種進化律的作用，對文化本身的擁護與抹殺都是沒有意義的，“目前救亡最急迫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自動地把經濟基礎推進，中國文化才有出路。所以關於中國文化問題，如不從經濟基礎上著眼，徒然對於舊文化的擁護與抹殺，實在全是多事；而他們高唱全盤接受西洋文化者，更屬滑稽！”
張磬將全盤西化與追求物欲聯係起來，對沉浸於西洋物質生活深為痛心：“沉浸於西洋物質文化欲流中，圖目前享樂，一切不關痛癢，何等痛心，此皆過去消費教育、西化教育種下的禍根！”他主張，要領導青年造成一種風氣：“從此同盟，日常物質生活上，一切均以國貨為原質，禁穿西裝，禁用外貨，使我們的民族意識，在平日一衣一食、一舉一動的點點滴滴中，隨時隨地在眼前呼喚，在腦底盤旋。”
張磬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西方文化本身的分裂，對“全盤西化”的主張帶來一個巨大的矛盾。由於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的矛盾，導致了西方文化本身的分裂，“向左轉，變成社會主義國家，而有社會主義文化，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向右轉，變成法西斯國家，而有法西斯文化，也就是小資產階級文化。所以在西洋文化的花園裏，有滿麵啼痕的白杜鵑，有如火如荼的紅芍藥，有卓然聳立的黑牡丹，有雄心勃勃的褐芙蓉，五光十色，斑駁陸離，青年們一入園門，必至目眩心迷，應接不暇。全盤接受，無異吞了矛盾的炸彈。年來中國文化界的混沌、紊亂，就是如此。”
陳安仁主張折衷地接受西方文化。陳安仁，字仁甫，廣東東莞人。中央檢定大學黨義教師，1931年嶺大聘為黨義講師。曾任嶺南大學政治訓育部主任兼教授，國立暨南大學特約講師。1932年起任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兼曆史係主任。405他在《中國文化的生路與死路》一文裏，力倡要保存中國固有的優良文化，文中說：“中國的文化有所長，也有所短，其長的要保存，其短的要放棄。”對於需要保存的“中國固有的優良文化”，陳安仁列舉如下：
1、文學：“中國的文學優美，這是世界許多學者所稱道，而文學的保存，是民族生存應該注意的條件，也是民族文化的特征。”
2、曆史學、哲學、藝術學：“中國的文字文學，與及所附麗之曆史學哲學藝術學要保存的。”
3、固有道德：即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這種種固有道德，也是要保存的。”
4、建築、飲食：“建築飲食，也是文化的表征，中國宮殿式美觀的建築，調味素備的飲食，也是有所長而要保存的。”
5、政治哲學：“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孫中山語——引者注）……這也是要保存的。”
以上諸人，因都在廣州教育界和學術界供職，在文化論戰中的影響相對大些，全盤西化派也較為重視。其他人物參與論戰，也有零星文章發表。
王峰不讚成陳序經對西方文化的“無微不至的推崇和讚美”，認為陳的錯誤的根源，在於“隻看見人與自然的關係的一麵，而看不見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一麵”，他提出，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西洋文化本身已在不斷地接近沒落，“西洋文化不可移植於中國”；同時中國社會又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西洋文化不能移植於中國”（著重處為引者所加）。
林潮批評陳序經沒有進行概念的分析，沒有回答“文化是什麼”，因而也無法解釋“所謂文化是整個的”。他對西方文化持選擇吸收的態度：“依中國環境需要，以定西洋文化之吸收種類及吸收程度，以定本國文化的基礎。”
王衍孔承認西方的物質文化的優越，但認為西方的精神生活有缺點，他說：“至於西方的精神生活的變化主義，固能令人對於一切事物，有豐富精密的認識，駕馭環境有敏捷穩健的能力；但機智精巧而心地不純樸的人，每詭計百出，私心甚重。有利可圖的地方，無論手段如何殘酷卑劣，亦不惜為，所以現時的西方社會雖有組織，而實以個人的利益為前提。”
何汝津主張“整理國故”：“假使中國民族是不會滅亡的話，那麼中國未來的新文化，一定不是歐美資本主義的文化，也不是蘇俄社會主義的文化，是有她的獨特的文化的；而這種獨特的文化，也不能不包含著舊文化的原素，這就是要一部分人努力去整理國故的理由。”
三、陳序經對反對者的回駁
論戰發生後，陳序經和全盤西化論者紛紛撰文，對反對全盤西化的言論進行回駁。陳序經直接辯駁的對象，主要是張磬。在張磬《中國文化的死路》發表後，陳序經立刻寫了《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答張磬先生》。在這篇文章中，陳序經主要回駁了張氏的兩個觀點。一是張磬所持的經濟史觀。陳序經指出：“單以經濟原因來說明文化，是很容易陷於錯誤的。”陳序經的理由是：“經濟的本身，不外是文化很多方麵的一方麵。經濟的勢力，固可以影響於文化的其它方麵；文化的其它方麵勢力，也常常影響於經濟的製度和觀念。”陳序經同時指出，張氏的經濟史觀，本身“也不外是拾了西洋人的唾餘”。二是關於西化與西貨的問題。陳序經指責“張先生誤解我最大的地方，是他把‘西化’來和‘西貨’混為一談”。陳序經明確指出，他極力主張全盤西化，卻恰恰主張不盲目和全盤接受“西貨”，與此相反，“我主張全盤西化，就是為著反抗那般專事享受西洋貨的人的言論。”
在張磬又發表《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陳序經又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文化之出路再答張磬先生》，寄給《廣州民國日報》以求發表，但該報以改組為由，沒有拿來登載。這篇文章主要回答了張磬對陳的一些批評和攻擊，新立之意不多。但陳序經已打算對論戰中出現的反對全盤西化的言論作一個總的回答，“把人們懷疑全盤西化的要點，約分為三十條，擬逐條解釋。”於是便有了《對於一般懷疑全盤西化者的一個淺說》一文。
在這篇文章中，陳序經以較多的篇幅，對於論戰中出現的對全盤西化的責難進行了總結性的回答，當然其主要的針對對象仍是張磬。陳序經首先闡述了關於文化的一些基本問題。陳序經指出，中國問題的根本是文化的問題，之所以在中國出路問題上產生種種歧見，是因為對於文化的根本觀點存在著誤解。與張磬等人“經濟是文化的唯一基礎”的觀點相反，陳序經認為“文化是經濟的一種基礎”。西洋文化，而不是中國傳統的文化，是現代社會的基礎文化，因此，中國文化“這個僅可以在閉關時代苟延殘喘的文化基礎，是絲毫值不得留戀的”。
在這個基礎上，陳序經回答了一般對於全盤西化論的誤會。其一是關於“皮毛西化”的問題。陳序經說：“一般是沒有意識而誤會我們最大的人，是把全盤西化來當做皮毛西化的了。全盤西化是徹底西化，而為醫治皮毛西化的良劑。”皮毛西化，正是過去幾十年西化的命運，為了避免以往“不徹底的思想所產生出的弊病和危險”，才主張全盤西化。
其二是把“西化”與“西貨”混為一談。對張磬的這種指責陳序經已有所回駁。
其三是關於“籠統西化”的問題。陳序經將張磬提出的“西方文化本身的分裂”問題概括為對“全盤西化太過籠統”的指責，在這裏，陳序經一方麵強調，其所舉之西洋文化，都是可見、可感、可聽的具體的“事實”，而張氏所主張的經濟史觀卻是“空中樓閣”，“把事實來當做籠統，把事實尚未證明的學說來當做不籠統，世間之人顛倒是非之若此之甚者，孰有過於張先生呢？”另一方麵，陳序經概括了紛繁複雜的西方文化的共同特性，指出西方無論極左極右，“隻是時代環境裏一種暫時變態，民主中心的製度，並不推翻。”“西方文化）有其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品色、共同的要點，這是凡到過歐美的人所能目見，而一般頭腦清楚的人所能從間接的書本上了解的。”
其四是關於“中國國情”的問題。“又有些人以為中國有中國的國情，所以全盤西化未必能適宜中國的國情。我們以為這一些人的錯誤，是對於國情這兩個字的意義沒有充分的了解。”陳序經引了他的《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一文中的觀點，證明了“沒有所謂中國化（合於國情）的可能。”
其五是關於“民族意識”的問題。針對謝扶雅將全盤西化與畏外媚外相聯係，陳序經舉例反駁道：“足以說明努力西化者之不畏外不媚外而躊躇西化者之畏外與媚外者不可勝說。”新的民族意識，正要賴全盤西化而建立起來，“想有足以生存於現代世界的民族意識，消極方麵，就要放棄過去的固有文化，以及其所形成的頹靡不振的民族意識；積極方麵，就要全盤徹底去西化。能夠全盤徹底的西化，就是激動起一種新的民族意識而適宜於現代的世界。”陳序經指出，“相信中國可以全盤徹底的西化的民族，是有自信心最強的民族。”
四、全盤西化派的其他人物的響應
除陳序經以外，持全盤西化觀點的其他人物也對反對者的觀點展開了辯論。主要有：呂學海在《讀〈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中對張磬的辯駁，馮恩榮在《對於一般懷疑“全盤和徹底的西化”的批評》中對王峰和林潮的辯駁，呂學海在《評中西文化討論的折衷派》中對陳安仁、王衍孔、何汝津的辯駁，馮恩榮在《關於全盤西化論的比較方法》中對穆超、家駒的辯駁，呂學海在《讀張君勱先生〈學術界之方向和學者之責任〉後》中對張君勱的辯駁，呂學海在《讀〈西方化的討論〉後》中對何永佶的辯駁，呂學海在《為“全盤西化”論答客難》中對穆超、吳良堯、非斯的辯駁。
呂學海和馮恩榮的觀點往往直接來自於陳序經的思想，甚至整段引用陳序經的著作來駁斥對方。可以說，他們參加論戰，並未在理論或觀點上有什麼新的貢獻，但對於反對者的逐次回駁，在各個方麵發揮了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