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篇文章中，呂、馮二位與對手的爭鋒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從文化整體論來批駁經濟史觀。全盤西化論者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一個“大文化”的概念，是包含著各種要素在內的“整個的”文化，而經濟是文化的一個方麵。“人類的生活，既建築在‘文化’基礎上頭，無論誰，都跳不出‘文化’的圈子，而受其支配。而‘經濟’就是人類的生活表現，所以，‘經濟’當然要受‘文化’勢力所決定。”因而，如王峰等折衷派那樣，“以經濟史觀為大前提，自然不能成立，其於歐洲文化的認識上，也就不得不隨之而錯誤了。”
二是在東西文化的比較中闡明全盤西化的理由。折衷論普遍使用的一個論點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許多“好”的方麵，不能拋棄，全盤西化論者則將這些方麵一一推翻，如呂學海將陳安仁所提到的“要保存的”各個方麵逐個駁回，結論是“陳先生所指出來的幾件好東西——文學、道德、建築、飲食、政治哲學——一經拿來和人家比較，一經拿來從新估價，已不是好東西，已是毫無值得保存的餘地了。”特別是道德，折衷派多認為，西方文化中的道德方麵有著固有的缺陷，如王衍孔指責西洋人多“詭計”和“私心”，呂學海駁道：“王先生這番話是很謬誤而沒有什麼根據的。講到‘詭計’，講到‘私心’，我們要是稍能反省，自己照照鏡子，我們就知道沒有資格責備人家的。甚至在國難當頭和抵製劣貨運動的期間，還有所謂漢奸、奸商，和什麼包辦……什麼……層出不窮，在這樣的嚴重的時候，還是詭計如故、私心如故，平時更無論矣。”對於西方文化，折衷派受東方主義思潮的影響，認為西方文化正在處於沒落之中，全盤西化論者也進行了駁斥，全盤西化論者也承認西洋文化有缺點，“世間也許沒有絕對的美滿的東西……然而稍曾做過東西文化比較的工夫的人，誰都要承認西洋文化的優點多於中國文化的優點……何況近年歐美上下一心的‘複興運動’，已經見了相當的成效，‘沒落’雲何哉！資本主義固是有它的缺點，可是資本主義未必一定沒落，即使資本主義而沒落，西洋文化卻不會沒落。”全盤西化論者並不堅持說西洋文化盡善盡美，或是理想文化，但“西洋文化在今日世界諸文化區域上，是個較好的文化罷了”。
三是反對以國情為理由來非難全盤西化。折衷派最常用的理論就是全盤西化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全盤西化論者認為這是錯誤的，他們指出，“主張折衷的最大的錯誤，正是以為現在的中國的國情，還是中國的固有的國情。他們忘了我們一切的政治、經濟、禮教都已朝著新時代的途程中，主張部分的不徹底的西化，豈不就是采了新的製度，來適合正在變換中的舊的政治經濟和禮教以及這些產生的結果？”如果一切以固有的國情，而不是以發展的趨勢出發，那還不如“專去保存固有的文化”。
同樣，全盤西化論者反對以所謂少數“外國人稱道中國文化”來作為提倡固有文化的根據。呂學海回駁了吳良堯：“北平雍和宮每年舉行那種最迷信最騙人的‘打鬼’把戲，外國人也有口口聲聲稱道了，歎為‘奇跡’了；中國不抵抗日本，外國人也有口口聲聲稱道了，說我們能維持世界和平了。所以外國人稱道中國的文化是一回事，而中國文化本身是否真正值得稱道又是另外一回事。外國人稱道中國文化，或者由於客氣，或者出於好奇心，或者出於自私心，決不能拿來做中國文化的估價的根據。”
四是指出了折衷辦法的危害性。呂學海指出，中西文化是不能折衷的，“一個整個都是進步的西洋文化，與一個整個都是落後的中國文化，並無‘折衷’的必要，也無‘調和’的可能。”今日中國的弊端，恰是折衷調和的結果。因此，“今日中國‘社會的混亂’和‘收不到調和的益處’，並不是如穆超先生所認為是‘全盤西化’的結果，反是‘中西合璧’的‘折衷’所發生的困難和危險……種種‘混亂’和‘不調和’的文化現象，無一不是‘折衷’的結果。”
盧觀偉是陳序經的同事和主張上的同誌，是較早提倡全盤西化的，他的觀點自然十分重要。在論戰中，盧觀偉發表了《我們要一個新文化哲學》一文，也提出要請欲了解19世紀以來“中國和東方最大的曆史過程”的人們“一讀陳序經先生的近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更重要的是，盧觀偉在全盤西化概念的根本解釋方麵，支持和呼應了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所以在現代和現在的中國，我們要造成一個新文化哲學，以應付我們目前的新環境和新事實；我的意見倒以為那些不滿意於‘全盤西化’這個名詞和理論的人們是看錯了。因為我以為從曆史演進的曆程來看，非這樣地說、這樣地主張，不夠徹底和不夠積極來提倡輸入和攝取西方文化……現在主張接納這一個人類的新文化的理想和要素，來根本改造中國和東方的，就是‘全盤西化’（Total westernization or westernization as a whole）和‘徹底西化’（Thorough westernization）的理論（Theory）。”
反對全盤西化言論的人，往往從對中西文化的比較入手，指出全盤西化論者對中西文化的優劣認識片麵。為此，陳來盟在陳序經等影響下，專文說明了中西文化比較的方法問題。文章針對某些人指責的西方科學泛濫的弊端、西方重物質文明而中國精神文明優越、西方人愛戰爭而中國人喜和平、西方離婚、失業等社會問題，都一一提出了“正確”的比較觀點，使得大家“明了中國的文化有了許多不及外人的地方”。而所論述的材料，“一半是由伍銳麟陳序經二教授談話上得來的，而一半是由作者課餘參閱中西有關文化書籍之所得。”
馮恩榮《從東西文化說到南北文化》一文，不僅思想主張方麵與陳序經《南北文化觀》相同，權篇其實就是對陳的《南北文化觀》的簡要解說，而且文章的標題也與梁錫輝《徹底創造與發展現代文化》之一節相同。
此外，對一些零星的問題，全盤西化論者也給予了回答。如有論者認為：“在研究東西文化的時候，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拿東西文化來比較，但在研究中國文化出路的時候，比較方法便不能給我們正確的結論。”馮恩榮指出，“中國文化的出路的主張，是由‘全盤西化論’所引伸出來，中國文化的出路和全盤西化的理論是不能截然分開著的。而比較方法是研究學術中的一個普通而有效的方法，本來值不得懷疑的。”再如王峰否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根本是西洋的”，馮恩榮以孫中山《〈民報〉發刊詞》對三民主義的闡發來直接回駁。
五、1934年廣州文化論戰的特點
1934年發生於廣州的文化論戰，是由全盤西化論引起的，其持續的時間，從年初一直到年底，以上半年的爭論顯得激烈些。這一場論戰，對於引起文化界對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關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後來的文化論戰高潮中所出現的一些論戰的特點，也在此有了初步的表現。
首先表現在參加論戰的人員的複雜性上。作為論證一方的全盤西化派，其陣線比較清晰，主要是以陳序經為代表的部分嶺南大學知識群體，既有教師，也有學生。其思想間的相互影響和承襲關係也十分明顯。而作為與全盤西化派相對立的另一方，成分則十分複雜，所反映的思想背景各不相同，陣線不易分清。陳序經一方將他們籠統地歸為“折衷派”，是為了其辯駁的方便。甚至陳序經在後來將他們定性為“既非主張重中輕西而近於複古的折衷派，也非主張中西各半的真正折衷派，而乃重西輕中而近於全盤西化的折衷派”。這顯然是為了進一步辯論而設定的於己有利的結論，但忽視了反對者們在思想主張上的複雜性。
在反對全盤西化的一方中，除了一般的折衷派外，與全盤西化辯駁最力的，是經濟史觀派，如張磬、王峰等，都持經濟對於文化的決定論。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盡管持論者堅決否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張磬在反駁文章中嚴正申明：“的確，在中國社會裏，一抬出‘馬克思’三個字，人家不免要驚駭卻步，但是，我不是馬克斯學說盲從者呢！”但以經濟史觀來反對全盤西化論，確實反映了30年代中馬克思主義在知識界的影響。
張君勱卻是另一種典型。張君勱參加廣州的文化論戰，不是主動的。他的《學術界之方向與學者之責任》是1933年在北平的一次學術演講，在廣州文化論戰中，由《廣州民國日報》“特請得張先生之允許，轉載本刊”。在這篇文章中，張君勱認為中國不能全盤西化。但張氏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折衷派，他的思想較為複雜。他既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唯物論，又反對自由主義，反對西化。他曾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中“建議恢複宋明新儒學的理學”，但也表示“若謂今後全部文化之基礎，可取之於古昔典籍之中，則吾人期期以為不可”。有論者評之曰“亦中亦西，不今不古，思想複雜，多元易變”。
從參加辯論的各人的思想背景和身份來看，廣州的文化論戰已顯示出紛繁複雜的特點。在這種複雜的表象後麵，我們稍能確定的，是西化態度與當局的思想控製之間存在著一種明顯的聯係，即：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全盤西化的主張比較容易收到影響；而在當局控製相對嚴密的氛圍中，全盤西化主張比較易於受到攻擊。這一點，在嶺南大學和中山大學反映得特別明顯。
嶺南大學是教會學校，受西洋文化影響較深，本身西化的程度也較高，向來被目為“代表著西洋文化”的學校。因而全盤西化思潮在嶺南大學產生和發生影響是自然而然的。在陳序經等人的影響之下，嶺南大學的青年學生紛紛信奉全盤西化的思想主張，他們在校園內的主要出版物，在廣州文化論戰時期基本上被全盤西化的言論所控製，嶺南大學青年會還編輯出版了特刊《全盤西化言論集》、《全盤西化言論續集》和《全盤西化言論三集》，使嶺南大學實際上成為全盤西化思想的理論陣地。學生的思想也受到全盤西化論的熏陶，顯示出與眾不同的激進。在嶺南大學的學生中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言論：“今日隻有蠢材才費時間去慶祝、去讚美一個象我們地位這麼危險的國家。我們應該埋頭苦幹來建造國家，不應該在國家危亡的當兒還去讚美他。”從這種言論中可以看到全盤西化思潮對嶺南大學學生影響之深。1934年，廣州青年會舉辦英文辯論會，辯論題目就是西化問題，嶺南大學的代表在場主張全盤西化，結果獲勝。
中山大學是國立大學，受政府控製相對嚴密，在國民黨心目中，中山大學是“黨的大學”438，主校者對師生思想的重視，超過了對學術水平的重視，強調的是“本大學便是以根據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來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國民革命領袖人物為黨國努力為目的”。在廣東提倡尊孔讀經的活動中，中山大學與當局配合得比較緊密，被稱為“正統的中山大學”。反對全盤西化的幾個主將，如陳安仁、穆超、吳良堯、非斯等，都供職於中山大學。其中陳安仁是“中央檢定大學黨義教師”，其官方背景更為突出，盡管他極力反對別人把他視為“代表統治階級的正統守舊派”（他的概念中的統治階級是指作為革命對象的統治階級，是對別人概念的有意誤解），並羅列自己的“革命”履曆來作論證，但恰恰從他的履曆中（加入同盟會、任報紙編輯、奉孫中山之命出洋宣傳、兩次為帝國主義者拘禁等），我們不難發現他的思想的政治背景。全盤西化主張在中山大學校園裏的影響也大為不同。在嶺南大學的學生刊物中曾激起強烈認同，而在中山大學的學生刊物《群言》中，卻有署名臣已的《粉碎“全盤西化”論者的迷夢》之類的文章出現。這種現象，在當時就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天貺在介紹廣州的文化論戰時就提到，“正統的中山大學，當然可以樹起總理提倡恢複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教，為上述軍人議案合理化……嶺南本具深厚的洋化背景，與中大為一河之隔（中大在珠江之北，南大在珠江之南），恰好形成一古一新的對峙。”
在論戰的過程中，論戰雙方都表現了言辭之爭和意氣之爭的形式化趨向。表現之一是斷章取義，在相互的論辯中，經常出現將對方的觀點隨意作有利於己方批駁的引申。陳序經在文章中使用比喻：“我們若隻歡喜住洋樓，而不求做洋樓的材料和方法，隻歡喜坐汽車而不求做汽車的材料和方法，結果隻有消耗而沒有入息。”443。本意是不能專采西洋物質文化，而張磬則抓住“入息”大做文章，要“陳博士”回答自己的“入息在哪裏”，進而引申出陳序經不從事生產而徒在講台上影響青年，是“言行不一致和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表現之二是互相譏諷，遊戲文字。陳序經指責張磬的文章有“村婦罵街式的口氣”，張磬立刻回敬陳是“博士罵街式的口氣”；張磬以陳序經未弄清楚他並非任教於新聞學而“笑痛了肚子”，陳序經則據此諷刺張“既不是教新聞學者卻歡喜用了‘草於新聞學院’一類話來宣傳他的文章”。而呂學海《讀〈在文化運動戰線上答陳序經博士〉後》一文，完全照搬張磬的原文，隻是更換了主題詞和主要的觀點，來“代陳序經先生”“答張磬先生”，則完全是一種文字遊戲。表現之三是以聲勢壓人，言辭過甚。臣已的《粉碎“全盤西化”論者的迷夢》一文，作者自己都無法掩飾“理論非常貧乏”，但在口氣上，卻流於狂妄，甚至在用語方麵，完全脫離了辯論所應有的分寸，如：“哈哈！‘全盤西化’這種理論和主張，的確是常人所想不到，也夢不到的啦！唯有，惟有我們的博士才能想到、夢到。”指斥全盤西化論者“那簡直是癡人說夢”。全盤西化這一方麵，在批評折衷派的謬誤之後，也有評論過激之處，如馮恩榮最後給折衷派冠以“時代的投機者、文化過渡時代的蠹蟲、人類的公敵”，也與其本論相離太遠。
這種言辭之爭和意氣之爭的形式化趨向，對全盤西化思想的闡發具有一定的負麵影響，使得文化論戰雖然顯得較為熱鬧，但在理論上進展卻不大，基本上沒有超出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東西文化觀》兩部著作的水平，所涉及的範圍也沒有得到更進一步的擴大。廣州文化論戰的影響也較有限，在全國範圍內受到的關注並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