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位文化建設”主張的提出
1934年文化論戰雖然也顯得沸沸揚揚，但論戰的範圍主要在廣州，圍繞的主題是“全盤西化論”。1935年，文化論戰的規模忽然擴大，形成全國性的影響，其直接原因是《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發表。
1935年1月10日，上海、南京、北平的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鬆、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陶希聖、章益、陳高傭、樊仲雲、薩孟武在《文化建設》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文中提出：
“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實際內容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十教授對此的解釋為：
“不守舊，是淘汰舊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開拓出新的道路。不盲從，是取長舍短，擇善而從，在從善如流之中，仍不昧其自我表現的認識。根據中國本位，采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是要清算從前的錯誤，供給目前的需要，確定將來的方針，用文化的手段產生有光有熱的中國，使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能恢複過去的光榮，重新占著重要的位置，成為促進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勁最強的生力軍。”
十教授在《宣言》中，對“複古”和“西化”兩種傾向都進行了批評：
“有人認為中國該複古，但古代的中國已成曆史。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重演；有人以為中國應完全模仿英美，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長，但地非英美的中國應有其獨特的意識形態，並且中國現在是在農業的封建的社會和工業的社會交嬗的時期，和已完全進到工業時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所以我們決不能讚成完全模仿英美。”
對於傳統思想和西方文化，十教授主張的是一種名義上去粗取精、實際上隻能各取所需的辦法：
“必須把過去的一切，加以檢討，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其可讚美的良好製度偉大思想，當竭力為之發揚光大，以貢獻於全世界；而可詛咒的不良製度卑劣思想，則當淘汰務盡，無所吝惜。”
“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應該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連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準，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十教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的目的，目前見到以下四種說明：
第一種，1935年6月何炳鬆在為馬芳若編的《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所作的序中說，“我們的初衷無非想矯正一般盲目複古和盲目西化這兩種不合此時中國需要的動向，此外別無他意。所以我們的宣言假使能夠激起主張這兩種動向者再能各加一番反省的功夫，那我們的目的就可算達到了。”
第二種，樊仲雲在1935年8月為上海文化建設月刊出版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所作的《編者序言》中說，發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主張，是“為了恢複中華民族的自信力”，“其意義是等於創造中國今後的新文化……實為根據中國目前時與地的需要以建設新文化的理論”。這兩篇序言寫作時，論戰猶酣，本位文化派正疲於應付，因而這兩種說明，在態度上有所收斂，內容上不免空洞。
第三種，王新命在1957年出版的《新聞圈裏四十年》第19節“中國本位文化運動”中，說明了宣言發表的時代背景：1934年，國民黨的統治相對穩定，日本的侵略暫時放鬆，紅軍主力長征，對國民黨統治中心區域的威脅解除。在這種形勢下，是年年底，“孫寒冰、章友三（章益）、陳高傭、樊仲雲這些人，都約我（指王新命——引者注）商談發起一個文化運動的事。我們談得很好，幾乎立刻有了一個宣言草稿。”這一說明倒是說出了宣言產生的政治背景，但直接因素語焉不詳，一些細節頗多錯誤。
第四種，是葉青在多年以後發表的一篇回憶。這篇回憶披露了《宣言》發表過程的不少詳情。其實，葉青對於這篇宣言的重要性，超過了十教授中的任何一位，在宣言發表前的三次討論聚會，葉青都參加了，並且對宣言的主要思想發表意見最多，被采納的也最多。宣言的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出自王新命，經葉青建議後作了大量刪節；第二部分是由葉青提出來的，試圖“由曆史分析提出宣言底必要性”；第三部分的主要思想，如“以此時此地底需要”作為中國本位之解釋，提出“批評態度”、“科學方法”以及“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的提法，都是葉青的主張。根據葉青的說法，他們發表這一宣言的出發點，是要宣布一個“不容爭辯的真理”。葉青還提到，陳高傭也“希望一十宣言所展開的中國本位文化運動，能與新文化運動媲美”。
既然有了這麼大的抱負，《宣言》的發表確實煞費了台前台後人的一番苦心。首先，在《宣言》的文本上，先後進行了三次討論，推定當時擔任上海《晨報》總撰述和主筆、文采較好也寫得最快的王新命撰稿，經多人討論後修改。王新命果然不負眾望，使文本在語言上極具感染力。《宣言》的第一句就寫道：“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然後用極其文學的筆法，描述了喪失中國本位的文化窘境，以激起世人對於本位文化的同情。不妨引其一段以見其義：
“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在對麵不見人形的濃霧中，在萬象蜷伏的嚴寒中：沒有光，也沒有熱。為著尋覓光和熱，中國人正在苦悶，正在摸索，正在掙紮。有的雖拚命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餘光，乞一點餘熱；有的抱著歐美傳教師的腳，希望傳教師放下一根超度眾生的繩，把他們吊上光明溫暖的天堂；但骷髏是把他們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從蕭瑟的晚秋導入凜冽的寒冬：傳教師是把他們懸在半空中，使他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憧憬摸索，結果是同一的失望。”
其次，在宣言的發表時間上，十教授也作了精心安排。宣言的策劃是從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開始的，經過三次討論修改，很快便形成定稿。陳高傭主張，宣言的發表必須定在1935年的1月10日，理由是：“這樣才好把宣言稱為《一十宣言》，以與五四運動對象……大家對於他底主張，都很讚成。”
再次，在宣言的署名問題上，十教授們也費了些心思。簽名的人數，不能太多，以10人為宜；簽名人的身份，應當有相當名望，而且“盡量找教授，不必找政治中人，以顯示宣言底民間性和文化性。”參加討論的幾個人，除王新命是《晨報》總撰述、葉青是《研究與批判》主編外，何炳鬆、孫寒冰、章益、陳高傭、樊仲雲，都是各大學的專任或兼任教授，後來被拉進來參加簽名的4個人，陶希聖是北京大學教授，薩孟武是中央政治學校教授，黃文山是中央大學教授，武堉幹是中央大學商學院教授。而對於宣言貢獻最大的葉青不參加簽名，葉青說：“要分工，你們簽名，我不簽名，才好以第三者立場寫文章宣揚這個宣言。”十教授深以為是。簽名的人選於是形成。
從以上過程中可以證實，十教授宣言的發表，通過葉青的靈魂作用體現了國民黨官方的政治意圖。這一宣言的發表，實際上就是國民黨對於文化方麵總政策的厘定，或者說是其文化意識形態的確認。在國民黨方麵，從孫中山開始，基本的文化態度就是既保持固有文化優點，又吸收西方文化長處。在此之前，國民黨CC係已經開展了“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在文藝界，借民族主義之名，為國民黨的文化政策進行鋪墊。1932年，CC係又推動“中國科學化運動”，其目的之一，以陳立夫的說法，便是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固有文化，使“一般人於最短期間及普通知識範圍內，得以窺見過去中國的一切科學材料，共起而光大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運動的開展，即是對於各方麵活動的整合，係統地提出國民黨的“中國本位論”，既針對一些地方出現的與中央不統一的“複古”，又針對思想界與國民黨思想統製相背離的“激進”。論者指出：這一宣言，“係統地將北伐後國民黨所奉持的‘中國本位論’廣泛地介紹給國人。自此，有關中西文化的討論，就增加了一派——本位派或本位文化派或中國本位派。此外，國民黨有關文化建設或中國現代化之理念或意識形態，也因此一運動的出現，而由早期片麵的、較不穩定的，進一步趨於完整而定型。”隻是這一派是和政權的力量結合在一起，體現著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十教授的宣言發表後，立刻緊鑼密鼓地展開宣傳工作，以迅速擴大影響。1月17日，在北平舉行座談會，延請專家學者對宣言發表意見，各報刊也蜂擁而至地發表了大量的評論，一時造成相當的聲勢。
一些與官方比較接近的傳媒對宣言作了正麵的呼應。南京《中央日報》吹捧十教授：“建設以中國為本位的文化，這正足以表明中國知識階級新的覺醒，也是民族革命中的有力的掙紮。”國民黨CC係首領陳果夫發表特別通電，對宣言表示讚成，讚揚宣言者“努力於此種本位文化之建設，必能為中華民族，展開一條新的途徑。”參預宣言起草的靈魂人物葉青，當然盡其“以第三者立場寫文章宣揚這個宣言”的義務，極力讚揚“那篇宣言，證明了中國一般人的理論水準之比從前進步……完全立足於科學之上，在理論方麵是健全得多。”
而更多的輿論，則批評十教授的宣言空洞、含糊、不具體，對於文化建設的核心問題，沒有提出一個實質性的方案。對於一些具體的問題，十教授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於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困惑情狀並無補益。如：“中國需要怎麼一種文化呢？適合現階段中國的文化應建築於怎麼一種經濟基礎之上呢？關於中國固有文化的檢討與承繼又應以何者為尺度呢？這種種主要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有評論曰：“宣言雖能鼓動我們的情感，但也隻能鼓動我們的情感而已。”在文化建設座談會上，各派人士對此也有諸多批評。沈尹默認為，一十宣言之原則，無不讚成，但將如何使之具體化，則為最大之問題；倪文宙言，一十宣言僅有抽象之理論；傅東華指出，專講原則，沒有用處，必須在設定原則之後，能拿出具體的方案，並能實行具體的方案，才有用處；陶百川言，十教授如能更有一補充的具體的宣言，示人以最高指導的原則，那是再好沒有的事；伍蠡甫言，一十宣言的理論固美，但我們希望這宣言不隻是天花亂墜的理論，而是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案。
二、全盤西化派對論戰的參與
將1935年文化論戰完全概括為“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論戰，不很確切，因為參與論戰的派別複雜，論戰過程也顯示出頭緒繁多、一波三折的特點。但如要確指論戰的對立雙方，則全盤西化論又是與本位文化各執一端的典型。
1934年中，陳序經從嶺南大學來到天津南開大學，出任經濟研究所研究教授。陳序經和全盤西化派參與1935年的文化論戰，不是由十教授的宣言直接引起的，而是因為胡適等人主辦的《獨立評論》在參與文化論戰時，涉及到全盤西化論而引起的。具體而言，是因為吳景超在《獨立評論》發表的《建國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吳景超，字北海，安徽歙縣人，清華學校畢業後赴美國留學，美國明尼蘇答大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哲學博士。1931年前後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係主任兼教授，從事中國內亂原因研究。1930年中國社會學社成立，任理事、書記，《社會學刊》常務編輯，後到清華大學。著《社會組織》、《都市社會學》、《社會的生物基礎》（均為孫本文主編社會學叢書）。參加《獨立評論》編輯部，當胡適離開時，曾與陳之邁代編該刊。1935年後從政。抗戰勝利後，複任清華教授、中國社會學社常務理事，主編複刊《社會科學》季刊，並主編天津《益世報》副刊《社會研究》。
吳景超的《建國問題與東西文化》一文，是借十教授宣言之題，評論全盤西化思潮。吳文中先引述了胡適《建國問題引論》的一段話，裁定十教授對於東西文化問題的態度與胡適是一致的。文中說：
在建設的過程中，胡先生對於東西文化的保存與采用，采取一種折衷的態度。最近看到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他們對於東西文化的態度，與胡先生的一樣。
這種折衷的態度，我個人是很讚同的。
隨後，文章筆鋒一轉，以折衷派的立場，對全盤西化論進行了批評，指出了全盤西化論的幾個“致命傷”。評論的重點，又放在“以文化社會學為根據的”陳序經一派身上（另一派是所謂“經濟史觀為根據的”）。
吳文從兩個方麵批評了陳序經全盤西化派：其一，文化究竟是否可分。吳景超認為，文化是可分的，“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開，有的是分得開。別國的文化，有的我們很易采納，有的是無從采納。”“全盤西化的理論，在這種觀點下，大約是不能成立的。”其二，“西方文化”是否是一個確定的概念。吳景超認為，“在‘西方文化’這個名詞之下，包含許多互相衝突，互不兩立的文化集團。獨裁製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資本主義是西化，共產主義也是西化；個人主義是西化，集團主義也是西化；自由貿易是西化，保護政策也是西化。”“西方文化本身的種種矛盾，是主張全盤西化者的致命傷。”
吳文主張折衷，並且提出了具體的折衷辦法。第一，“是要‘具體’的指出，在中國固有的文化中，哪一部分還有適應環境的活力，因此應當保存”。第二，“便是指出在西洋文化中，哪部分應當采納，能夠采納。”第三，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采納西洋的優美文化，“有時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
吳景超的文章發表後，陳序經很快也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一篇回應文章——《關於全盤西化答吳景超先生》，陳序經首先對吳將全盤西化派分為“以文化社會學為根據的”和“以經濟史觀為根據的”表示不同意，指出在廣州文化論戰中，對全盤西化攻擊最力的正是經濟史觀一派。
對吳文中提出的“文化不可分”觀點，陳序經以吳文本身所舉的“西洋電燈與西洋跳舞、西洋科學與西洋基督教”事例加以說明。陳序經指出，西洋的跳舞和西洋的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與西洋的電燈和西洋的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事實上是成正比的，這恰恰證明了“文化的一方麵若受了影響，他方麵也必受其波動的道理”。對吳文中提出的“西方文化”這個名詞“包含好多相衝突、互不兩立的文化集團”的觀點，陳序經指出吳景超在這裏陷於了枝節問題的討論，而忽視了根本原則的所在。陳序經指出，正如“國學”包括了古學、漢學、宋學、清學等等一樣，西方文化有著“共同的基礎、共同的階段、共同的性質、共同的要點”，在西方文化中出現的極右或極左的主張和運動，隻是西方文化在具體時代環境中的變態，而且“在事實上，他們並不推翻與離開民主中心的政治”。陳序經還指出，吳景超本人正參與討論的“民主與獨裁”問題，其民主、獨裁、專製種種主張都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化，而胡適作《從民主獨裁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的信仰》，“可以說是去了我所謂的直接的問題，而注重於根本的原則一個具體的例子。”
對於吳景超折衷的三條辦法，陳序經一一提出了質疑。關於第一種辦法——保存固有文化中適應環境的部分，陳序經從根本上指出，兩種文化接觸之後，從其發展與趨勢來看，所謂保存固有文化是沒有存在的可能的。何況我們固有文化的任何一方麵，都沒有西方的進步，“一般自命為提倡保存固有文化的人們，每每忘記了他們今日所提倡的固有文化，除了為了外人所利用以壓我民眾、或為好奇心理而當做古董欣賞的文化以外，對於國家人民，沒有過絲毫的幫助。”關於第二種辦法——選擇采納西洋文化，陳序經指出，所謂采西洋之長來調和中國之長的折衷論，事實上變成了一些投機者以西洋之短加中國之短的護符，我們主張全盤西化，也許免不了西洋文化的短處，但西洋文化由於其在整體上優於中國文化，因而畢竟可以產生進步，“比之一般希望以西洋文化之長而調和中國文化之長，而其結果卻是取人之短、留己之短的危險，相去之遠，可以想見。”關於第三種辦法——創造新的文化，陳序經指出，西洋文化是創造的文化，而中國文化惰性較強，沒有創造力，因而主張全盤西化，“實為中國創造別一種新文化的張本了。”
陳序經與吳景超的論辯，最重要的後果，就是將胡適卷入了文化論戰，從而使全盤西化論在1935年文化論戰中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一派。
從現有的資料看，1934年廣州論戰與胡適沒有直接的關係。根據胡適日記所載對1934年的回憶總結，胡適當時最重視的，在學問方麵，是他的《說儒》、《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序》、《記北宋本〈六祖壇經〉》，在時論方麵，是《論信心與反省》三篇、《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悲觀聲裏的樂觀》、《汪蔣通電裏提出的自由》。這一年胡適關注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並年底為《東方雜誌》寫了《一年來關於民治與獨裁的討論》。南方的文化論戰，並不在胡適的視野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