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時，胡適正在南方旅行，回來後又生了一段時間的病，沒有立即參與討論。吳景超的《建設問題與東西文化》發表後，對於吳景超引胡適為聲援的做法，陳序經當然不可輕視，陳提出：
吳先生劈頭便把胡適之先生來和最近的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宣言》當作同為折衷派，而相提並論。照我個人的意見，胡先生的整個思想，雖不能列為全盤西化派而乃折衷派中之一支流，可是若以為胡先生的主張，是與仿佛回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十教授的宣言一樣，好像未免有點冤枉。這一點，我希望胡先生來給我們一個解答。
論戰的雙方都把胡適扯了進來。吳景超是《獨立評論》社社員、主要撰稿人之一，當胡適偶爾離開時，還短暫代編過該刊。他把胡適與十教授劃了一個等號。陳序經雖也在《獨立評論》上發過幾篇文字，同胡卻尚未謀麵，他雖認為胡適與十教授有別，但也認為胡是折衷派的一支。這樣一來胡適就不得不出來表態了。胡適不同意吳景超對他的歸類，說這“大概是吳先生偶然的錯誤”，而陳序經的看法“也是錯誤的”，胡適提到自己早就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早就主張全盤西化，“此時我隻借此說明我是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但胡適同時表示，他讚同此說的理由是基於“文化的惰性”。胡適說：
“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但我同時指出，文化自有一種‘惰性’，全盤西化的結果自然會有一種折衷的傾向……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若我們自命做領袖的人也空談折衷選擇，結果隻有抱殘守闕而已。古人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
張佛泉在4月1日發表於《國聞周報》上的《西化問題之批判》一文，對胡適的“文化惰性論”深以為然，對全盤西化論，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張文說：“我個人在大體上很同情於全盤西化論，並且非常佩服陳序經先生的勇氣，敢取一種不騎牆的態度。”但他也對全盤西化論提出了三個具體的疑問：一，全盤西化不是一個可以完全實現的理想，理由即是上述的“文化惰性論”。二、“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麵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這一命題，不符合實際。三、即使以全盤西化為目前努力的目標，也含有錯誤，主張全盤西化，反而不能指出根本方麵比枝葉方麵更重要。
基於以上兩文的言論，陳序經又於4月21日在《獨立評論》上再次發表一篇《再談全盤西化》。關於胡、張二氏的“文化惰性論”，陳序經指出，全盤西化論者並不否認文化是惰性的，這種惰性無非就是所謂中國固有的文化，而這種惰性正是“西化的窒礙物”，“所以若能全盤西化，則惰性自然會消滅。”而胡張二氏所談到的“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現象，隻能當作東西文化接觸以後的一種過渡時期的畸形的現象，然其趨勢，卻是在“全盤”的路上。
對於張文中對全盤西化論者“從文化本身的各方麵的連帶關係來看，我們不能隨意的取長去短”這一命題的批評，陳序經回答說，所謂文化的各方麵，隻是一種為主觀分析便利而設的，並不是客觀文化本身真的具有的，文化本身是“整個”的，“所以文化的各方麵或張先生所說的不同的單位，是互有連帶的關係。因為這些不同的單位，有了連帶的關係，和時勢的趨同，以及今日西洋文化的優勝的地位，所以取其一端，應當取其整體。”陳序經並強調，因為文化各方麵都有連帶的關係，所以不能隨意地取長去短，何況文化的長短問題，總免不了主觀的成分，正如張文中所說：“所取的是否長，所去的是否短，卻不無問題。”
對於張文中提到全盤西化反而不能說明根本方麵比枝葉方麵更重要的問題，陳序經指出，當前的中國已經經過了70餘年的枝葉的西化，在這一方麵已不成問題，“問題乃在於根本的西化。”全盤西化的真義，就是張文所說的根本的西化。
張文曾提到，陳序經“新鑄的‘全盤’一詞，須承認容易惹人誤會”。陳序經對此作了解釋。陳序經說，什麼叫做“根本西化”，往往因各人的主觀不同而引起爭辯，所以幹脆使用“全盤西化”。全盤西化可以包括根本西化，而根本西化卻不能包括全盤西化。何況已成事實的枝葉西化，再加上進一步的根本西化，也就是全盤西化。
在論證了以上各點之後，陳序經提出自己的結論：
“總之，從我國目前的情形來看，全盤西化固是一種尚須努力去實現的理想，然而從西洋文化來看，所謂理想的全盤西化的對象卻是一種已經實現的事實。這個事實，是一件有形模、有體質、有眼睛皆可以見、有知覺皆可以感、有耳孔皆可聽的東西。比之複古派所夢想的已成陳跡的皇古，比之折衷派所侈談的東西合璧的辦法，都較為具體，較易采納。”
吳景超是《獨立評論》的編輯，有在發表之前讀到陳序經上述文字的便利，因而就在陳氏的《再談全盤西化》一文刊載的同時，在同一期《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對陳序經的複答——《答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
該文主要從“文化是否可分”和“對西方文化的估值”兩個問題上向陳序經提出了質疑。關於前者，吳景超繼續追問，能不能舉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某種生產方式與某種政治的文化、家庭的文化是分不開的。吳強調，“文化各部分有分不開，有分得開的，所以在西化的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有選擇之餘地。”關於後者，吳景超指出，我們對於西化，並不都是全盤欣賞。如果真按全盤西化論的邏輯，就應該反對吃飯、反對用筷子、反對說中國話，“假如他不這樣主張，那麼他的全盤西化論，便缺了一角了。”吳文最後提出了對西方文化的不同部分應取的四種不同態度：
第一，對於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而且用他來代替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分。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然科學、醫學等等，屬於此類。
第二，對於某一部分的西方文化，我們願意整個的接受，但隻用以補充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分，而非用以代替中國文化中類似的部分，如哲學、文學等等，屬於此類。
第三，對於某一部分的西洋文化，我們願意用作參考，但決不抄襲。如資本主義和關稅政策。
第四，對於某一部分的西洋文化，我們卻不客氣的要加以排斥。舉幾個例子，如迷信的宗教、兒戲的婚姻、誨淫的跳舞、過分的奢侈都是。
吳景超在文中最後寫道：“因討論也許可以得到一個最低限度的共同信仰”，因此陳序經立即又寫了《從西化問題的討論裏求得一個共同信仰》，發表於《獨立評論》149號，對吳景超的論點作了總結性的回答。對吳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陳序經再次強調文化之不可分，但由於這一問題已經討論多次，陳在本文中沒有再加以深入分析。關於吳提出的第二個問題，陳序經指出，全盤西化論者也不會無條件地讚美西方文化，隻是“西洋文化優勝於中國文化，而且從現代文化的趨勢及其他的理由，我們應該全盤西化。”即使因西化而生出弊端，也隻能以努力西化去補救。
對吳景超提出的對西方文化的四種態度，陳序經用算術方法為他作了一個計算，結論是吳己承認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厘之間罷。”這樣一來，吳就至少應當同情於“根本西化”。據此引申，陳序經得出的結論是：
“我以為西化這個問題，經過這一次的討論之後，已有相當的共同信仰。這就是：我們應該全盤西化。”
三、全盤西化論與本位文化論的直接對壘
無論如何，胡適對於思想界的影響，比陳序經要大得多。自1935年3月17日胡適聲明“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後，胡適認為自己的立場還沒有表達得很明確。顯然，胡適認為吳景超對他的誤解要嚴重得多，所以1935年3月31日胡適發表《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於天津《大公報》，指責十教授的宣言就是“中體西用”，就是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正式對十教授提出質疑。胡適指出，十教授的宣言實際上還是反映了文化觀上的保守思想，與頑固勢力有著共通之處。胡適說：
“我們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聲聲舍不得那個‘中國本位’，他們筆下盡管宣言‘不守舊’，其實還是他們的保守心理在那裏作怪。他們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動空氣的一種最時髦的表現。時髦的人當然不肯老老實實的主張複古，所以他們的保守心理都托庇於折衷調和的煙幕彈之下。”
胡適的這篇文章發表後，立刻引起本位文化派的群起而攻之。本位文化派將胡適與陳序經同視為全盤西化派的代表，在各種報刊上發表大量文章，批評全盤西化論。
十教授之一的王新命4月3日在《晨報》發表《全盤西化論的錯誤》，文章首先指責陳序經和胡適對《一十宣言》的抨擊是“無的放矢的”，進而指陳全盤西化論的“謬誤”。其理由如下：
第一，全盤西化論者應承認，“中國固有文化並不完全偏於‘保守’，西方的文化也不完全是出於創造”，因此，不應有一筆抹殺中國文化的態度，更不應有唾棄全部固有文化、全盤接受西方文化的主張。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不問好壞長短都全盤接受，對於固有文化不問好壞長短都全部唾棄，是“盲從”、“不成話”的主張。
第三，胡適的“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是“最賤的”，是“自暴自棄”。而全盤西化則不問上中下的區別，結果“西方人垃圾箱中的垃圾也是在中國人飯碗中的白米飯之上”。
第四，中國固有文化能延長幾千年曆史、結成世界最大民族，不是偶然，因此“中國固有的文化也有其可存的精英”。
因此，王新命指出，“總而言之，陳胡二氏這次所提出的全盤西化的主張，是錯誤的。”
十教授中的另一位陶希聖，4月5日在《大公報》發表《為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對胡適《試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提出異議。陶指出，胡適所代表的，是19世紀的“民主和自由主義”，與現時的世界形勢不相合。“十九世紀的光榮既已過去，今日的世界，成了幾個經濟國家主義之間短兵肉搏的世界。”這種“民主和自由主義”，在對抗封建主義時可以得到社會的同情，但以此推論中國的文化必走上民主自由的19世紀歐美式的路上，則不相宜。“在他們已經應破綻露出來了的東西，在我們也未必就是結實的救命圈，我們還是多思量的好。”
十教授中的何炳鬆、薩孟武也對胡適提出了駁難。何炳鬆於1935年4月15日在上海大夏大學發表演講，回應了胡適對《一十宣言》的批評。何炳鬆首先指出，胡適對十教授的“中國本位”顯然誤會了，因為“中國本位”的原意是“此時此地的需要”，而不是“中國固有文化”，由此胡適“把我們的宣言，當作何陳諸公主張讀經祀孔的煙幕彈，實在是一種主觀的偏見”。何炳鬆對胡適所說的文化變動中的幾種現象進行了討論：針對胡適說“民族文化的絕大保守性用不著人力去培養保護”，何炳鬆反駁說，“凡是民族文化，必須故意的用人力去培養和保護，才會進步，才會發皇。”胡適說，兩種不同的文化接觸，某一種文化的某方麵會被摧陷，何炳鬆指出，其提倡本位文化，正是要使它“能夠適合此時此地的需要”，而不至於自生自滅。對胡適說的文化變動的優勝劣汰問題，何炳鬆強調“各種文化的消長完全以能否適合環境為標準，無所謂優劣問題”。總之，胡適對於中國文化采取“家醜外揚”的態度，來證明全盤西化的主張，“結果就弄成這樣一篇東拉西扯、不合邏輯的文字”。
薩孟武指出，胡適關於文化的保守性不需人力培養保護的見解，“隻能說明文化的常態，卻不能說明文化過渡時期的現象”。現在的中國，就是處於文化的過渡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裏，“愛新心代替了保守性，自輕心代替了自尊心，不論任何思想，隻要他是新奇而且來自外國的，無不予以暫時的熱烈歡迎，至於此種思想是否適合於中國現社會的需要，則置而不問。”因此，提倡“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目的，是“於文化過渡期之內，想建設一個新的基本觀念，使國人不至盲從各種矛盾的思想”。
十教授自1月10日發布宣言，樹起“本位文化”的旗幟，標榜“不守舊、不盲從”，其後四個月中，參與討論的文章有上百篇之多，但來自於“守舊”一派的攻擊幾乎沒有，來自於西化一派的責難也為數不多，大量的討論均是針對於本位文化宣言的空洞無物。因此，十教授於1935年5月10日又發表《我們的總答複》，對討論中各方提出的意見作出答複，主要是對一些基本的概念和命題追加略為具體的解釋，以使本位文化建設的體係臻於完備。所回答的主要問題是：何謂中國本位？何謂不守舊？何謂不盲從？中國本位和中體西用有何不同？什麼是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對於反帝反封建的態度怎樣？
與《一十宣言》相比，這篇《五十宣言》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是對全盤西化派提出了具體的批評。十教授指出，“倘竟不顧時地的條件，貿然主張全盤西化，豈但反客為主，直是自甘毀滅。”況且西方文化本身也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敢問全盤西化論者從何化起？”
二是十教授謹慎而堅決地與中體西用論劃清了界限。十教授在《總答複》中明白地表示，“所謂‘中體西用’的主張，也在我們擯棄之列”，“物質和精神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麵，根本不能分開。”對於“體”和“用”，十教授也同意：“有什麼體，便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必有什麼體；說什麼中體西用，那簡直是不通。”
三是對“此時此地的需要”作了確定的解釋。十教授在《總答複》中說：“總括起來，中國此時此地的需要就是：充實人民的生活，發展國民的生計，爭取民族的生存。”
從上述幾篇文章的內容看，十教授對胡適和陳序經的言論的回應，基本上取守勢。他們對全盤西化論進行了一定的批評，但更主要的是從正麵闡述本位文化的要義。除十教授以外，還有一位對《一十宣言》“表示絕對讚同的意見”488、並在馬芳若編輯《中國文化建設討論集》的過程中，與何炳鬆等一道共同參與其事的本位文化派李紹哲，在文化討論中異常活躍，發表了多篇文章，對全盤西化派采取主動的“攻勢”，其對全盤西化論的理論上的批評，仍不出於“文化是否可分”和“西方文化是否統一整體”兩大範疇，但其在文化論爭中所使用的邏輯方法，卻有一種將對方立論向有利於己方觀點引申的傾向。針對胡適提到的“文化的惰性自然會將我們從極端的西化拖回到折衷的本位”，李紹哲推論出：“所謂全盤西化還不過是中國本位的手段而已。其極端拚命的目的，還是歸到折衷調和上來。”根據陳序經說的“從東西文化接觸的趨勢來看，接觸以後，東方固不能存其固有，西方也不能存其固有”、“全盤西化實為中國創造別一種新文化的張本”，李紹哲推論出：“陳序經）顯然是從西化的路線回到‘中國本位’了。”因此，“陳胡二氏的主張似乎是反‘中國本位’而實在還是歸到‘中國本位’可以明了。”這一現象之所以值得提及，是因為它顯然影響了全盤西化派的論戰方法，其後不久，陳序經就使用了同樣的方法，回敬了本位文化派。
對本位文化派而言，受到的批評來自各方麵，但真正展開論戰的，全盤西化派是唯一的對象。特別是又以胡適為批駁的靶子，更是加重了這場論戰引人矚目的程度。但在如此眾多的駁難文章之前，胡適卻並沒有大量直接的反駁，僅僅在自己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對陶希聖的思想方法提出非議，從而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關於思想方法的論戰。胡適指責陶希聖愛用整串的抽象名詞，“有時候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替代許多事實；有時候又用一大串抽象名詞來替代思想；有時候同一個名詞用在一篇文章裏可以有無數的不同的意義。”陶在《為什麼否認現在的中國》一文中洋洋灑灑所使用的概念就出現了這種毛病。胡適名之為“濫用名詞的思想作文方法”，並指出其危害，“在思想上，它造成懶惰籠統的思想習慣；在文字上，它造成鏗鏘空洞的八股文章。”
胡適的這篇文章，算不上是一種直接的反駁，但事關“思想方法”，對本位文化派來說意味著釜底抽薪，陶希聖立刻作出反應，向《獨立評論》投稿《思想界的一個大弱點》，對胡的批評表示不能接受，並強調自己所代表的“這種思想方法並沒錯”。胡適在發表陶希聖此文時，不及進行詳細的論述，隻是簡略指出了陶文中一些明顯的錯漏。數日之後，胡適致信陶氏，陳述了自己撰文非難陶氏的動因。胡適向陶希聖指出，思想必須從力求明白清楚入手，而陶本人恰恰受“籠統思想習慣”之病太深，因而建議陶“能暫時拋開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