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給胡適的兩封回信又把爭論的焦點由抽象的“思想方法”問題拉回到具體的現實問題。陶在回信中，說明了自己提倡本位文化的現實考慮，同時指出，在目前的形勢下，象胡適這樣強調“自責主義”是很不適宜的，“在學術界自責是應該的，在教育上則‘格外克己’也有不良的影響。”陶向胡適提出了一個判斷是非利弊的標準：
“一切主張，從片麵看，固有絕對是非，從具體看，都不免一利一弊。利弊是要從（一）時機（二）對象或主體（三）關係幾方麵來判斷的。”
依此標準，本位文化派提倡民族主義，在此時沒有複古之弊；而提倡自責主義，會令人灰心失望。
陶希聖在這裏借現實的因素闡明了主張本位文化的理由，胡適便也因此闡明他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理解，作為他“文化的世界主義”和讚同全盤西化的理由。胡適在致陶希聖的函中指出：
“我們今日之所以不能抬頭，當然是因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國之法在於深自譴責，深自懺悔，深自愧恥，也許有一個深自振拔而湔除舊汙，創造新國的日子。”
“我並不否認文化在過去確有‘國界’。小腳、八股、駢文、律詩，等等，是全世界人類所無，而為吾國所獨有，‘國界’之意不過如此。其餘禮義廉恥雲雲，絕無‘國界’可言，乃是文明人所共有，乃是一切宗教典籍所同有。而我們的禮義廉恥等等所以特別不發達者，其原因也正是由於祖宗的罪孽太深重了。”
“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
與胡適相比，陳序經對十教授的態度較為鮮明。十教授的《一十宣言》發表三個月後，陳序經寫下了《評〈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指出十教授雖然聲明“不複古，不守舊”，“然而骨子裏，這篇宣言，卻是一個複古與守舊的宣言”，至多也跳不出張之洞所劃的圈子，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陳序經從文化概念的本原的角度批評十教授的錯誤，這正是因為陳序經與十教授所使用的文化的概念範圍不一致，陳序經概念中的文化，是“人類的適應時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結果和工具”，是廣義的文化；而十教授概念中的文化，是與政治、經濟並列的狹義的文化。所以，陳序經認為，“十教授對於文化的意義，簡直尚未弄明白。”在這樣的基礎上，“隻提出‘不守舊，不盲從，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未來’一類最抽象而無具體的空調出來，以為中國本位文化的建設。這真是玄之又玄了。”
陳序經在文中堅持全盤西化論。他說：
“我們七十年來已經把（西洋的）渣滓都吸收過來，而且這些渣滓，已很不容易除去，所以我們今後應當格外努力連精英都吸收過來。把精英都吸收過來，而加上已很不容易除去的渣滓，豈不是成為全盤承受嗎？”
陳序經這篇文章的要害之處，是認定十教授複古。這篇文章雖然寫就較早，但直到1935年5月馮恩榮編輯《全盤西化言論續集》時才予發表。
但當十教授的《我們的總答複》發表後，陳序經改換了戰略，按照李紹哲的邏輯，將十教授的主張向有利於全盤西化論的方向引申。陳序經指出，《我們的總答複》裏的態度，較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已經變得很厲害”，十教授對於全盤西化論，“表麵上雖加以批評，骨子裏已經有意或無意的趨在這條路上。”首先，十教授將“此時此地的需要”具體解釋為“充實人民的生活”，而十教授也認識到“中國人民的生活，非常貧乏，物質方麵不消說是不如人，精神生活，亦何嚐豐富？”，既然如此，物質和精神兩方麵都需要西化，“豈不是成為全盤西化嗎？”其次，十教授不但反對任何複古，而且反對各種折衷，同時讚同“體”與“用”不能分開，物質和精神不能分開，“這樣看起來，試問除了全盤西化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陳序經據此引申道：
“十教授現在既一腳踢了‘任何企圖的複古’，又一拳打了所謂‘金科玉律’的折衷論調，而相信文化不能分得開的理論，難道十教授還不承認他們是跑在全盤西化的路上嗎？”
論辯的方法雖然有所改變，但目標則始終如一，就是通過論戰，堅持並進一步闡明全盤西化論。
四、胡適的淡出和爭論的尾聲
陳序經對於全盤西化思想在文化論戰中抱有充分的自信，但是全盤西化論並非如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不僅占了優勢，而且日趨日多”。其實，全盤西化論也受到了較多的批評。陳序經義無反顧地堅持全盤西化，他可以毫不顧忌這些批評。但胡適卻不能如此。1935年6月23日，胡適在《大公報》發表《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試圖對圍繞全盤西化的論戰作一個語氣上加以讓步、原則上予以堅持的收場。胡適“讓”出了作為口號的“全盤西化”一詞，胡適說：
“全盤西化‘一個口號所以受了不少的批評，引起了不少的辯論，恐怕還是因為這個名詞的確不免有一點語病。這點語病是因為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其實陳序經先生的原意並不是這樣，至少我可以說我自己的原意並不是這樣。”
“所以我現在很誠懇的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盡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胡適指出，作這樣一個調換，有幾個理由的考慮。第一，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第二，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讚助；第三，我們不得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而因“全盤西化”引起爭論的問題，用“充分世界化”則都可以不成問題了。
胡適的這種表態，一方麵是想安撫攻擊全盤西化派的折衷派和本位文化派，一方麵又想繼續樹立與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派保持一致的文化形象。胡適以為，如此便能盡快消弭各方對自己的攻擊，實現認識上的統一，而自己的西化立場更易於被接受。但陳序經並不同意胡適的妥協，繼續堅持“全盤西化”，將自己與胡適的界限認真地描畫出來。正如當時人所說的，“主張‘全盤’西化的陳序經先生卻是非常之認真。凡他認為稍與他不同的，他全不肯馬馬虎虎收為同誌。”陳序經認為胡適的態度還不夠徹底，又向胡適主編的《獨立評論》投了《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表示對胡適撤換“全盤西化”命題的不以為然。陳說：
“所謂‘充分’或‘盡量’這些名詞，不但很為含混，而且很容易被了一般主張折衷，或趨於複古者，當作他們的護生符。”
對於胡適和一些人用“世界化”或“現代化”來替代“西化”，陳序經分辯道：
“但我以為，在實質上，在根本上，所謂趨為世界化的文化，與所謂代表現代的文化，無非就是西洋的文化。所以‘西化’這個名詞，不但包括了前兩者，而且較為具體，較易理解。”
對胡適提出的調換“全盤西化”口號的三個理由，陳序經一一予以辯護，特別是對胡適說的“嚴格說來，全盤含有百分之一百的意義，而百分之九十九還算不得‘全盤’”，陳序經指出，除了這種“嚴格”的說法以外，還可以有一種普通的說法，在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而陳序經個人則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個較為完善較少危險的文化的出路。”
在收到陳序經文稿的當天晚上，胡適會見了陳序經，這是胡陳兩人第一次會麵。兩人暢談了關於全盤西化的問題，胡適表示“似乎意見不很相遠”。胡適為陳序經指出了兩個問題。一是陳實際上也把“全盤”當作“稍有伸縮餘地”的彈性概念了，既如此，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樣。二是陳將理智的作用看得過於渺小了，因為陳說：“在這優勝劣敗的文化變動的曆程之中，理智往往也是‘無所施其技’的。”胡適說：“在文化改革的大事業上，理智是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要的動力。”
此後，《獨立評論》便沒有再及時給陳序經以發表意見的機會，但陳序經當時確實有意對這兩點予以澄清，曾致函胡適，請允予解釋。對第一個問題，陳說明，所謂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還可以叫做“全盤”，隻是相對於胡適的“嚴格的說法”的一種“普通的說法”，既有“嚴格的全盤”，則也不便否定“普通的全盤”。何況陳仍然信奉絕對的百分之百的全盤的可能性。對於第二個問題，陳序經指出，所謂“無所施其技”的理智，是指我們所固有的、反對全盤西化的理智。正是基於“優勝（西）劣敗（中）的文化變動的曆程”這樣一種“理智”的認識，我們才主張全盤西化，“主張全盤西化的人，更不會輕視理智。”
此後，胡適便不再參與文化論戰，而沸沸揚揚的1935年的文化論戰就此也近於尾聲。不過，胡適從論戰中淡出，卻未放棄他的一貫的西化主張。他在《獨立評論》上公開發表與陳序經會麵所達成的共識——“似乎意見不很相遠”，這公開發表的文字再次表明，在對付“複古傾向”的共同敵人上，胡適是一定要把自己和全盤西化論者置於同一立場上的。該年底，陳序經作了《一年來國人對於西化態度的變化》，從全盤西化派的立場對論戰進行了一次總結。陳序經對論戰的結果給予一個十分樂觀的評判：
“結果是：近於或讚成全盤西化論者，不但‘占了優勢’，而且日趨日多。”
五、1935年文化論戰的特點及其對全盤西化思潮的意義
由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所引起的文化論戰，其高潮集中於1935年上半年，就論戰本身而言，有以下特點：
第一，1935年的文化論戰，其規模和影響遠遠超過了1934年廣州的文化論戰。這次論戰形成了全國性的規模，主要的輿論工具對這場論戰都提供了陣地，如天津的《大公報》、北平的《獨立評論》，更不論帶有官方色彩的《文化建設》了。一些重要的文化名流參與了論戰，如已在本文中提及的胡適、陳序經、吳景超、葉青及十教授等；還有許多本文未及提及，但在論戰中也積極參與發表意見的梁實秋、潘光旦、許崇清、陶孟和、孫本文等。在論戰中產生的爭鳴文字之多，廣州的論戰無法望其項背，甚至其數量達到難以確計的地步。因此，1935年的文化論戰受到後來評論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視，被視為30年代中國文化論戰的代表。
第二，1935年的文化論戰，在一定程度上又呈現出一種“混戰”的局麵，陣線顯得不十分清晰。在論戰過程中，有本位文化與全盤西化的直接對壘，也有各方人士對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的雙重批評，還有全盤西化思潮內部的互相辯駁。相對說來，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派和十教授的本位文化派，其陣營比較清晰，立論也較為一致，而其它參論者在觀點上則不免遊離。文化觀點取向上的差異，與學術界人際關係圈的劃定也不盡一致，如吳景超是《獨立評論》社的編輯人員，與胡適關係十分密切，胡適對吳氏倚以為重，視之為“文筆光芒”的“老班子”成員，但吳卻讚同本位文化，讚同文化折衷，與胡適的意見相左。與陳序經相辯駁的其他人士則更為複雜。形成這種局麵，一方麵是當時文化領域內各種觀點錯綜複雜、學無定理的實情使然，另一方麵也是因為陳序經等人有意求異、擴大分歧，導致了論辯矛頭的多樣化。
第三，1935年的文化論戰較為典型地反映了20世紀上半葉崇洋的基本社會心理對文化思潮的影響。盡管本位文化派占據著政治上的優勢，有官方背景予以支撐，但在純學理的辯論過程中，全盤西化論占據著理論上的便利，盡管不一定是理論上的正確。全盤西化論者所使用的概念、邏輯和理論都是西式的，而與全盤西化論相辯駁論戰的各派亦是如此。吳景超自認折衷派，不同意陳序經“文化不可分”的觀點，但他所運用的也是西方文化理論，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社會係主任麥其維和德國社會學者亞富勒·魏伯關於文化與文明的闡述。吳甚至直接用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詰難陳序經。十教授之一的樊仲雲，在解釋文化的概念時，以韋斯勒（Clark Wissler）的解釋為依據，在解釋文明的概念時，以詹姆士（E.O.James）的說法來引申，在闡述文化發展的階段時，則先後引用了披來博士（W.J.Perry）、摩根（L.H.Morgan）、馬格裏斯脫（R.A.S.Macalistor）和日人西村真次的論點。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反映出反對全盤西化的人們在學理上亦已西化的事實。從他們堅持中國本位文化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麵，在心理深層，反對全盤西化者亦有著不可排解的崇洋情結；另一方麵，在文化論戰中，反對全盤西化者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
正是由於存在這種深層的矛盾，反對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論戰中地位十分不利，非但沒有匡正全盤西化論，反而本身在節節退卻，幾乎不能自圓其說了。至少其論戰對手陳序經一派人這麼認為。十教授《我們的總答複》，其觀點比《宣言》退了一大步，這種退卻立刻被許多人捕捉到了，胡適馬上歡迎十教授“做我們的同誌”，徐彝尊埋怨十教授出爾反爾，擇語不慎。陳序經則抓住矛盾加以發揮，指出十教授“已有意或無意的趨於全盤西化的路上”。其實，論戰中的觀點陳述不免偏頗，被對手隨意引申的結論也不一定是論者的本意，但反對全盤西化的思想在論戰中時時表露出來的矛盾則易於顯現。陳序經等人的觀點，雖然也受到了眾多的批評和詰難，但由於不存在這種思想方式與思想結論的矛盾、這種心理與立場的矛盾，所以倒反而能堅持到底，毫不鬆口。
1935年的文化論戰，對於全盤西化思潮本身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論戰使得全盤西化論的影響擴大了，在其後的文化爭論中，全盤西化思潮成為不可避繞的論爭對象，成為中西文化觀中最有特色的一家之言。特別是由於胡適的參與，極大地提高了全盤西化思潮在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並導致了對“胡適與全盤西化思潮”這一論題的注家蜂起和眾說紛紜。胡適和陳序經在此次論戰中發表的文字，也成為全盤西化思潮的代表性標本。
其次，在論戰中，全盤西化論的觀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發揮。出於與論敵辯駁的需要，全盤西化論者一方麵要鮮明地表示態度，如胡適“完全讚成陳序經先生的全盤西化論”的表態；另一方麵，在具體觀點上，要回答各方麵對全盤西化論提出的質疑，這就使得關於全盤西化的更深入的觀點得以發揮。以“全盤西化”這一概念的使用為例，在《中國文化的出路》和《東西文化觀》兩部著作中，陳序經闡述了全盤西化的理由，但何以要使用“全盤西化”一詞，而不能以其它提法代替之呢？在論戰中便出現了形形色色的不同提法。陳序經特地在《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中，一一指出“世界化”、“現代化”等概念的不足。總而言之，通過論戰，全盤西化論在觀點上更清晰了。
然而，同1934年廣州論戰一樣，1935年的論戰也對全盤西化思潮產生了一些負麵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一，全盤西化思潮的內部爭辯特別的激烈，削弱了與本位文化派論戰的力度。陳序經一派全盤西化論者所采取的策略是：在同本位文化論戰中以“破”為主，即通過論戰指出複古和折衷論的不合理；在同胡適的論戰中以“立”為主，即通過論戰闡明自己全盤西化論的理論。陳序經自然更重視自身理論的“立”，因而在論戰中更重視與胡適的論辯，使得其與本位文化派的辯論倒成為在其次的東西。同時，陳序經又對傾向於全盤西化論的一些言論取苛求態度，在陳的眼裏，胡適隻是很接近於全盤西化，但還不是真正的全盤西化；其他各派人士，無論其觀點上對於全盤西化論有多少支持，都隻是“同情於”、“趨於”全盤西化，而真正全盤西化的隻有陳序經、盧觀偉少數人。這使得全盤西化的陣營過於狹小，難以形成觀點上的呼應。
二、在論戰中，全盤西化論者有時不自覺地步入形而上學的窠臼，觀點上有失偏頗，脫離本意。例如陳序經在與吳景超討論文化各方麵的連帶關係時，斤斤計較於“見了女人是不是應脫帽子”和“中國人能不能吃番菜，能不能全用刀叉”一類問題，這當然與“文化是否可分”的大問題有關，但堅持要在這類具體事例的問題上爭論出結論來，便脫離了論題的本意。吳景超指出，西方文化中有的部分（如自然科學、醫學）可以全部接受，有的部分（如哲學、文學）可以接受作為補充，有的部分（如資本主義、關稅製度）可以用作參考，有的部分則要加以排斥。陳序經便用算術方法為他作了一個計算，結論是吳己承認西方文化的十二分之十以上，“所異於全盤西化論者，恐怕是毫厘之間罷。”這樣的計算方法，當然隻能作一種比喻，毫無統計學上的意義，以此作為論據，難免有形而上學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