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戰時期的西化問題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中國進入全麵抗戰的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經曆了一次重大的變動。有的知識分子毅然走出書齋，投身於抗戰的實際工作；大部分人則跟隨學校的內遷，經過長途跋涉，來到西南大後方。一時間，西南各城市名流雲集，大學重建，內遷和新辦的報刊層出不窮，文化氣氛驟重。桂林、重慶、昆明逐漸成為新的文化中心。
抗戰的發生，對思想界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戰爭完全依據實力的原則，任何玄之又玄的誇誇其談，都無從對戰爭產生實際的利益。在局部戰爭時期，強調精神方麵的因素，以鼓舞人心、激勵民氣，尚有可為；而進入全麵抗戰後，一切為了戰爭、戰役、戰鬥的勝利，一切是為了組織和動員具體的人力、物力來與敵國相拚搏。這就使得思想界必須更加貼近現實，將思想主張與實踐的檢驗聯係起來。
西化的主張也在這樣一種形勢下繼續發展。蔣廷黻在1938年夏天成稿的《中國近代史》之所以帶有全盤西化的傾向，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擔任過駐蘇大使的蔣氏所考慮的，要比一般的學者更為具體和實際。蔣廷黻曾向胡適說：“現在的軍備是必須包括一切的：軍械以外要有工業，工業要有資本和技術人員；軍隊以外必須有民眾，受過教育的、體格強健的、國家主義之精神深入的、經濟略有餘力的民眾。軍備是全體人民方方麵麵的預備。我們近幾十年來固有進步，但狹義的軍備已感不夠，廣義的軍備更差得遠。”因此，蔣廷黻從以史鑒今的角度出發，希望“現在我們要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於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而這一教訓就是蔣氏孜孜以求的“近代化”。
另一方麵，年代中期的文化論戰，雖有特定的針對性，但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全盤西化論影響有所擴大，卻仍不足以改變思想界的麵貌，換言之，到40年代，選擇西化、全盤西化、文化折衷等等觀點在整個文化氛圍中的格局基本未變。而且由於現實政治的原因，反對全盤西化的觀點與政黨的意識形態結合得更為緊密，國共兩黨都從政治的角度來奪取文化陣地，全盤西化論可以伸張的餘地更為有限。
七七事變發生時，陳序經正在廣東，因戰事的擴大，而竟不能再回天津南開大學，遂隨校內遷，直至雲南，先後在蒙自和昆明，擔任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在抗戰的具體形勢下，陳序經更堅定地認為，全盤西化是抗戰建國的唯一出路。1941年陳序經說道：
“七七事變發生以後，不但在理論上我們覺得全盤西化的必要，就是在事實上，我們也是朝著這條路走。所以在文化的物質方麵，七七事變以前，還有人提倡‘大刀救國’，七七事變以後，這種運動，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了。在文化的精神方麵，所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不隻是一種口號，而且是一種事實。這都可以說是西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相信全盤西化不隻可以持久抵抗我們的敵人，而且可以建設一個強有力的國家。”
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對全盤西化論的堅持，並在論戰中繼續擴大全盤西化論的影響，在抗戰前期，陳序經特地選擇了一批對象展開論辯。這一時期的文化論戰主要發生在陳序經與張申府、馮友蘭、賀麟之間，論戰的文章主要發表於大後方的一些文化刊物，如《今日評論》、《新動向》、《戰時文化》等雜誌上。
二、陳序經與張申府的論辯
張申府（1893-1986），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學者、思想家、政治活動家。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建黨活動，後並以介紹英國哲學家羅素的哲學思想而知名，後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學校任教，因參加“一二·九運動而被捕，被清華大學解聘。抗戰開始後，他積極參加救亡和民主活動，曾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張申府服膺於羅素的”邏輯解析的方法，同時又宣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是現代中國文化史上一名著名的哲學家。對於中國文化的發展路向的問題，他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興趣，並參與發表意見。
十教授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發表時，張申府表示了讚同的意見。他曾說過：
“宣言》的本身，是無可非議的；其中大部分的意見，即是本人自己願意說的話。”
數年之後，他對於這篇宣言仍然給予肯定。1939年，張申府寫道：
“前幾年一度提倡的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在大體上，在本意上，本是對的。當時反對或嘲笑之的不免是由於不了解，由於感情用事，而未就事論事。那個運動是已過去了，今日的新啟蒙運動卻應代行其一部分職權，希望今日對於新啟蒙運動永勿再有象那時的情事。”
1938年，張申府出版了《文化·教育·哲學》一書，在這本小冊子中，作者對全盤西化論進行了批評。其批評所使用的主要觀念是“分”的觀念。張申府指出全盤西化論者不加分別地把西方文化作為一個完整的籠統的整體是不正確的，他說：
“全盤西化論者）根本沒有了解西洋文化，根本沒有了解西洋文化一個核心的科學。科學的出發點是分。因此所注重的是數量，是分析，是分別，是分寸。為什麼對於文化，要囫圇待遇？”
張申府將分的觀念用於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討論中，認為從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能“分”出“最好的東西”來，這樣一來，就可以將它們化合成一種更好的文化。他說：
“中國曆史的文化已受過多度的外來影響，吸收了不知多少當時的新分子。最什麼的，從漢起為天竺，其次，在唐有大食，更次在明末清初有西洋。中國文化久已不是一個單純的整體了，西洋文化，自希臘而發展衍變到現在，更是一個化合物。那麼，今日怎麼不可以自覺地把中國最好的東西清理出來，把西洋最好的東西慎選起來，根據新陳代謝的作用，化合出一個更新的東西？”
張申府還提出建立一種文化的三個原則：
第一，文化是不可以速成的，文化的收效必須見於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可以說就是要革風易俗……
第二，文化的核心是哲學，在文化建立上所謂端其趨向也就是要有一種哲學……
第三，無論如何，文化是比較上層的東西，至少，文化與社會也是互相影響的。因此，要建立一種文化，不可不同時建立一種與之適應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舊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是會妨礙新的文化的發展的。
張申府對全盤西化論的分析方法的認識是十分準確的。陳序經與之在文化觀上的不同，正是出於分析方法的“分”與“合”的分野。張申府以“分”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而陳序經則重視“合”。陳序經反駁張申府：
“我們承認科學的出發點是分，同時我們不能否認科學的實體也是合，分是為著我們的研究的便利起見，合是科學的基本原理。”
陳序經全盤西化的理論，就是從“合”的角度來看待文化各方麵的關係與文化的各種現象。這種“合”的具體意義，實際上就是文化現象間的連帶關係。因此，中國文化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方麵，就會在各方麵都受到波動。何況在事實上，即使從“分”的角度來看，“中國的今日的文化，無論哪一方麵，沒有不受西洋的影響的。”
對於張氏提出的要把中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好的方麵“分”出來，化合成一種新的文化，陳序經指出，這種方法在實際中無從操作。一方麵，所謂“西洋的最好的東西”無從選擇起，因為“選擇西洋的最好的東西，既沒有一個正確的標準”。而主張全盤西化，主張文化的各方麵都可以全盤接納，才更能體現出文化是一個化合物的觀念。另一方麵，陳序經仍然不承認“中國文化的優點”，堅持認為“把中西文化比較起來，我們的文化相形見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張申府先生除了空空洞洞的說了取長舍短之外，並沒有具體的指出中國文化在哪一方麵或幾方麵是我們的特別優點，是值得我們去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