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序經指出，張申府的文化建立的三原則，隻能導向於全盤西化。因為既然“舊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是會妨礙新的文化的發展的”，則要建立中國新的文化，就不得不改變中國舊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而且張申府自己也說：“集體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不改變，個人生活的改變又何從表見？”陳序經據此推導：
“所謂集體的就是全盤的，全盤的去改變比較下層的政治、經濟、社會製度，則所謂比較上層的文化也不能不隨之而改變。這種全盤的改變豈不就變為全盤的西化？”
三、陳序經與馮友蘭的論辯
馮友蘭（1895-1990），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1934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是當時第一部中國哲學的通史著作，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抗日戰爭前任清華大學教授。抗戰爆發後繼續在西南聯大任教，與陳序經可算同事。對於中西文化問題，馮友蘭從五四時期就“感覺興趣”，他的觀點是：
“這不是一個東西的問題，而是一個古今的問題。一般人所說的東西之分，其實不過是古今之異……一般人所說的西洋文化，實際上是近代文化。所謂西化，應該說是近代化。”
出於這種主張，馮友蘭對於本位文化和全盤西化都有所批評。1940年，馮友蘭為昆明《新動向》雜誌寫了12篇文章，後合為一書，題名為《新事論》，其寫作目的，是為了“討論當前許多實際問題”。在《別共殊》一篇中，馮友蘭闡釋了他的文化的共殊的觀點。馮氏指出，文化可以分為共同與特殊的兩個方麵。所謂共同的文化是人類共需的文化，是可以改變的；所謂特殊的文化是每個民族特有的文化，是不能改變的。因為特殊的文化不可改變，所以在以西方文化為特殊文化時，各種文化主張就遇到問題。馮氏說：
“近數年來，有主張所謂全盤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部分西化論者，有主張所謂中國本位文化論者。無論其主張如何，但如其所謂文化是指一特殊底文化，則其主張俱是說不通，亦行不通底。”
1936年時馮說：
“全盤西化‘此說看來是很有毛病的。如照’全盤西化‘的邏輯推下去，則中國人應一律崇奉耶穌教，長袍馬褂也不能穿了，須改穿西裝；饅頭大餅也不能吃了，須改吃麵包。固然主張者原未必就如此主張，但如以此相問，他將何答？如果他說他並未如此主張，我們很可以問：’這樣一來，你不是主張部分西化了嗎？‘他隻能說’好！那就算我主張部分西化了吧！”
因此，馮友蘭主張對於中西文化，不應從“特殊底文化”來看，而應從“類型的觀點”來看，要在五光十色的各種性質中，看到“何者對於此類是主要的，何者對於此類是偶然的”，對於西方文化，“其主要底是我們所必取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不必取者”；對於中國文化，“其主要底是我們所當去者，其偶然底是我們所當存者，至少是所不必去者”。
馮友蘭對“中體西用”的態度比較複雜，從觀念上來說，馮氏對其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這種見解，自然是錯誤底”，對於洋務派用機器、興實業的做法，馮氏又認為是不錯的，認為“照著他們的辦法，一直辦下去，他們的錯誤底見解，自然會改變”。而談到道德的時候，馮氏又認為“中體西用”有一定道理。他說：
“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的，現在所需添加者是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以說的。我們《新事論》的意思亦正在此。”
與他的共需文化和特殊文化的觀念相對應，馮友蘭將道德也區分為基本道德和非基本的道德。他指出：“我所謂基本道德者，是任何種類底社會所都必需有底道德，例如仁、義、智、信等，這是不變底。至於隻為某一種類的社會所需有底道德，則不是基本道德，是可變底。”
馮友蘭主張用“近代文化”或“現代文化”取代一般意義上使用的“西洋文化”的概念，即就專用名詞而言，近代化或現代化之名，比西洋化之名，“實亦較不含混”。具體地說，就是要“工業化”，這是馮友蘭一貫的主張。1936年，馮氏撰文指出，“現世界的文明是工業文明。中國民族欲得平等自由，非工業化不可。”這是解決所謂“全盤西化”、“部分西化”、“中國本位”爭論的自然的辦法，從工業化的觀點看過去，這些文化問題的主張都是不對的。馮氏聲稱，他的《新事論》“明明大書特書地提出‘工業化’的具體辦法”。這一觀點，直到晚年馮仍堅持，多次指出“工業化”是中國應補之課。他說：
“就補課這方麵說，中國現在所麵臨的問題，基本上還是從上個世紀末年遺留下來的問題。那就是工業化。《新事論》的副題是《中國到自由之路》。這條路就是工業化。現在所說的四個現代化，就是工業化，新長征所要走的道路，就是‘中國到自由之路’。我們不說西化而說現代化，這就是‘別共殊’”
陳序經從文化整體論來反駁馮友蘭的觀點。陳序經對馮友蘭的觀點作了這樣的理解：從共需的文化方麵來看，馮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從特殊的文化方麵來看，馮又是主張部分西化或中國本位的。然而，陳序經指出，“所謂共需的文化與特殊的文化是有了密切的關係而不易分開的”，馮氏的主張因此而充滿了矛盾，觀點之間不能相互支持；或者其“所謂共殊的區別隻是一種空談，隻是一種名詞上區別而已”。
對於道德問題，陳序經指責馮友蘭“很明白的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很明白的主張保存中國的精神文化、采納西洋的物質文化，”與其相標榜的堅決反對中體西用，不能不說又是一個矛盾。並且，道德與智識、技術、工業也是有密切的關係的，“采納了西化的智識、技術、工業，則我們在有意或無意之中不得不采納了西洋的道德；反過來說，中國今日對於西洋的智識、技術、工業所以不能夠全盤采納、徹底講求，也是由於固有的道德作祟。”
對於馮友蘭用“近代化”、“工業化”來代替“西化”，陳序經不以為然。陳序經指出，“我們所謂西洋化當然是近代或現代的西洋化，稍有頭腦的人絕不會誤會我們所說的西化主要的是指古代的西洋文化或中世紀的西洋文化。”而以近代化或現代化去代替西洋文化，“則這個名詞不隻沒有什麼意義，而且有了野蠻化或原始化的語病。”馮氏的“工業化”概念本身，也有不確定之處，工業化隻是西化的一個方麵，“我們不隻要工業化，而還要西化的工業化，不隻要西化的工業化，而還要西化的其他方麵，不隻要西化的其他方麵，而還要全盤西化。”
四、陳序經與賀麟的論辯
賀麟（1902-1992）也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長期從事西方哲學史、特別是黑格爾哲學的研究，抗戰前任清華大學教授，抗戰後也任教於西南聯大。賀麟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為數不多的對西方文化有深刻理解的哲學大師。他從“體”與“用”的角度來估量中西文化，來評判中西文化觀上的複古、本位與全盤西化。賀麟認為，“由批評文化所提出的幾種較流行的口號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等，似乎多基於以實用為目的的武斷，而缺乏邏輯批判的工夫，所以我希望對於文化的體與用加以批評的研討，或許可以指出批評文化的新方向，引起對付西洋文化的新態度。”因而，在《今日評論》上發表了他的重要論文《文化的體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