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思潮的理論總結——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理論體係和思想淵源
全盤西化思潮的理論基礎是學術研究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之一，但對於認識和評價全盤西化論卻至關重要。缺乏對理論本身的了解，則難以準確地理解全盤西化論。張儁《試論三十年代全盤西化思想的理論基礎》一文將全盤西化思潮的理論基礎概括為進化論、生物與環境決定論、文化有機整體論、文化世界主義，已觸及了全盤西化理論的基本層麵。與胡適相比，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思想在理論上是最為完備的。1935年的文化論戰之後，胡適便不再參與關於全盤西化思潮的論戰和著述，但陳序經卻將其全盤西化的觀點堅持到40年代末。在40年代中期，陳序經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期間，他撰寫了20冊《文化論叢》，對全盤西化思想進行了係統的理論總結。張太原《試析陳序經“全盤西化觀”的理論基礎》一文，在陳氏理論係統內部就其本身固有的內容進行了整合，使之明晰化。更為深入的研究，則需要對陳序經理論體係本身進行解構，探詢其理論的學理淵源，從學術的本原層麵來揭示陳序經構築全盤西化理論大廈的真正基礎。本章的主要內容，即通過探討陳序經文化學理論的基本內容及其來自西方文化人類學、社會學的學術淵源，來彌補一般政治評判對全盤西化思潮的淺表層麵的理解的偏差。
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思想，是與其文化學的基本理論密不可分的。不了解他的文化學理論，則難以準確地理解他的全盤西化論。
文化學起源於歐洲。德國學者皮格亨（M.V.Lavergne-Peguilhen 陳序經譯為拉弗日尼·培古軒）最早在1838年《動力與生產的法則》一書中使用了“文化學”（德文Kulturwissenschaft）一詞，將其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門類。在同書中，作者表示了建立“文化學”這門學科的意向。1854年，德國學者克萊姆（Gustav F.Klemm 陳序經譯為格雷姆）以“文化學”命名了他的著作，這就是《普通文化學》，但他的這本書，並不是係統闡述文化學的理論的，而是以說明原始文化作為其主要內容。
在英語中最早使用“文化學”概念的，是英國人類學家泰勒（E.B.Tylor 陳序經譯為泰羅爾），他的《原始文化》一書第一章的標題，就是“文化的科學”（The Science of Culture）。這一本書，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對後來的學者影響很大。此後，英語著作中便較多地出現了“文化的科學”（The Science of Culture）或“文化學”（Culturology）的概念。
而在中國，雖然文化問題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文化論戰也進行得十分熱鬧，但“文化學”作為一門學科，並沒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有一些著作在論述中國文化問題時，對文化的理論問題有所述及，如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張君勱的《明日之中國文化》等；也有少量的著作，以文化理論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對文化學的基本問題提出一些綜合和概括，如孫本文的《社會學上之文化觀》、《社會的文化基礎》和《社會學原理》；朱謙之的《文化哲學》、《文化社會學》；黃文山的《文化學論文集》、《文化學及其在科學體係中的位置》等。但或者不夠全麵，或者成書較晚。陳序經是較早致力於建立文化學的學者之一。
陳序經自留學時期，就非常關注文化問題，接觸了大量文化學方麵的前沿成果，有意識地收集關於文化學的資料。在美國時期，陳序經十分熱衷於閱讀關於文化方麵的書籍，經常在談話或演講的時候，“有意或無意的說及文化學這個名詞，或是談及這個名詞所包含的意義”。1928年陳序經到嶺南大學任教，曾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使用了“文化學”這個概念，引起了一些學生的好奇。陳序經當時向學生們解釋說：“在中文上，這個名詞雖是一個新奇的名詞，然而在西文上，卻是一個久已運用的名詞。”
1930年，陳序經在德國基爾的世界經濟學院的圖書館裏，讀到了皮格亨的《動力與生產的法則》等書，對文化學在西方的學術發展曆史大感興趣。1931年回國時，他帶回了這一方麵的大量的文字材料，1931至1937年間，在多次的文化討論中，陳序經參考了關於這方麵的資料，但沒有來得及對“文化學”本身進行係統的闡述，僅僅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中，用不多的篇幅，簡單介紹了關於文化的基本理論。1934年，陳序經離開嶺南大學，就職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主要從事於關於國內的工業發展與社會發展的調查研究，但在填報研究工作的題目和大綱時，也填報了“關於文化的本身的研究的題目”。七七事變後，陳序經的書籍、文稿大部散失，原計劃的對於主權論和工業化的問題已經無法繼續研究，陳序經乃決定完成文化學的研究。陳序經後來回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