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主權論和工業化的問題，既因‘七七事變’而不能積極去研究，在心神比較安定的蒙自的時候，我乃計劃對於文化這個問題下點功夫……因此之故，對於文化這個問題的研究的興趣逐漸的濃厚起來，而且在蒙自的那個環境之下，很適宜的使我把這個整個問題好好的加以詳細與徹底的思索。”
正好在這個時候，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係調整課程，提議給學生增開幾門新的課程，建議陳序經開設一門關於文化方麵的新課程。陳序經也很希望在課堂上討論有關文化的一些根本原理的問題。這一課程的名稱引起了討論，有人提議可稱為“文化原理”，有人提議稱為“文化問題”，陳序經對此都不滿意，乃提出“文化學”的名稱，決定以此作為新課程之名。這樣，從1938年起，陳序經在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社會學係便開設了選修課——文化學。
從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曆年的學程表中可知，“文化學”課程共開設了6次（除1944年度陳序經奉派赴美外，僅在1942年度停開過一次。）每次為時1學期，2個學分，授課對象為社會學係的高年級學生。選修課的開設對陳序經文化學係統著作的撰寫提供了很大的益處。陳序經開課的情形，可從他的回憶中看到：
社會學係的學生在這個大學裏雖特別的少，然而選修這個課程的每年都有十多位。我每周講兩個鍾頭，此外，往往用些時間去與同學們討論，這不隻是引起學生的讀書的興趣，而且也給我不少的益處。
“因為要對學生演講，我自己不得不先把這個問題作有係統的大綱。同時分為細目，使在講演的時間上能夠適應的分配。又因年年要講演，使我對於這個科目的興趣能夠繼續而不斷。”
陳序經後來的《文化學概觀》，大致上就是他在西南聯大講課的內容。
陳序經在蒙自擬定了“文化學係統”的大綱，並在西南聯大開設文化學課程後，便決定完成文化學係統著作的寫作。但1938-1940年間，由於法商學院回遷昆明，廣州、海南相繼被日軍占領，對陳序經個人和家庭產生很大影響，為公事私事，陳序經連續不斷地奔波於昆明、貴陽、重慶、香港、越南之間，關於文化學的寫作計劃幾乎無從著手。1940年夏，陳序經計劃往南洋一行，但卻染了重病，隻得在柬埔寨金邊的一個親戚家裏療養，暹羅、馬來半島、新加坡、緬甸之遊隻得取消。在療養期間，陳序經對於文化問題的著作的興趣日漸濃厚，遂決定回昆明後開始寫作工作。1940年至1942年間，大約寫成30餘萬字，1942年10月至1943年5月間，陳序經極力避免一些無謂的應酬，專心去進行文化問題的工作，寫了近80萬字。隨後繼續加緊寫作工作，完成了總共20冊、凡200萬言的文化學巨著，統稱為《文化論叢》，其篇目為：
第一冊，《文化學概觀》（文化的研究）；
第二冊，《文化學概觀》（觀點與基礎）；
第三冊，《文化學概觀》（發展與性質）；
第四冊，《文化學概觀》（文化的原則）；
第五冊，《西洋文化觀》（重心的發展）；
第六冊，《西洋文化觀》（各方的發展）；
第七冊，《東方文化觀》（印泰與日本）；
第八冊，《中國文化觀》（宗教的文化）；
第九冊，《中國西化觀》（重心的發展）；
第十冊，《中國西化觀》（各方的發展）；
第十一冊，《東西文化觀》（複古論評議）；
第十二冊，《東西文化觀》（折衷論評議）；
第十三冊，《東西文化觀》（西化態度史）；
第十四冊，《東西文化觀》（西化態度史）；
第十五冊，《東西文化觀》（西化態度史）；
第十六冊，《東西文化觀》（全盤論史略）；
第十七冊，《東西文化觀》（文化的比較）；
第十八冊，《東西文化觀》（疑難的解釋）；
第十九冊，《南北文化觀》（意義的解釋）；
第二十冊，《南北文化觀》（南方與西方）。
這一套《文化論叢》，標誌著陳序經如願以償地完成了文化學的建立。陳序經說：“我這二十冊的‘文化論叢’就是透過文化的普通與根本的觀念，來討論東西文化與南北文化的問題，自成係統的。”576“我個人對於文化上的主要概念，都可以在這些冊裏看出來。”
《文化論叢》完成後，陳序經積極設法出版。但迄今所見，隻有《文化學概觀》4冊，於194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對於這部著作，陳序經本人非常重視，在解放初親筆所填的一份表格中，在“著作及發明”一欄裏，陳序經將此書作為6項成果之一填報。其重視程度由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