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人類學中，“文化進化論”是19世紀後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學說，這一學派接受18世紀啟蒙主義的進化思想和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認為社會與文化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地進行著，其進化的道路是單線的。古典文化進化論的基本學說是：“心理一致說”——無論哪一個民族，人類的心理方麵都是一致的；“獨立發明說”——無論哪一個民族，都會自己發生文化；“並行說”——各民族的社會進化必然遵循可以比較的甚至完全相同的路徑並行發展；“一線發展說”——發展的路徑既然相同，可以視作一條路徑；“逐漸進步說”——各族文化都循同一路徑，而其現在的程度不等，是因為代表一條路徑上的各階段在次序上是固定的，但時間上卻不一致，有的民族進化快，有的民族進化慢，但都會逐段進化，不會越級突進。625“文化進化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泰勒和美國人類學者摩爾根（L.H.Morgan）。
與之相對峙的，是人類學上的“文化傳播論”。“文化傳播論”是在20世紀初批判“文化進化論”的過程中形成的，這一學派承接拉策爾的文化傳播主義思想，特別重視作為客觀發展外在契機的各民族間在接觸過程中文化要素的傳播或“借用”的事實，認為各民族文化中的類似現象，是過去民族遷移的痕跡，各民族的文化大都由傳播而來。英國的“文化傳播論”者艾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裏（William James Perry，陳序經譯為培利）更斷定，世界上的所有文化均是由埃及的“古文明”傳播而來。這一學派的代表人物有德國學者格雷布內爾（F.Grabner陳序經譯為格拉那）、英國學者裏弗斯（W.H.R.Rivers陳序經譯為利維爾斯）、史密斯、佩裏。
美國的文化曆史學派（或稱曆史傳統派）對“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都有所批評。他們認為，“演進論（即進化論——引者注）和傳播論都是要用一種原則泛論全世界的各民族或各地方，全不問它們在曆史上或地理上的特別情形，其方法實在是演繹的主觀的，而不是歸納的客觀的。”為救弊起見，美國文化人類學者進行了大量的具體的研究，避免了在空泛的宏觀層麵提出各種思想和主義。但問題在於，僅僅從事於微觀的研究仍然是不夠的，對於文化發展的基本問題，仍然需要作出解釋和回答。在這一點上，陳序經跟上了當時文化人類學發展的前沿。
陳序經對“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中的不合理部分都表示了懷疑，同時也指出，它們兩者的某些對峙不是最重要的。陳序經認為：
“照我們的意見，文化既是一個複雜的總體，究竟哪一種文化是由某處傳播而來，究竟某一種文化是同時發生的，根本是文化上的個別的問題，而非全部的問題。若說所有一切或各處的文化，都是獨立發生的，固不可信，若說所有一切或各處的文化，都是傳播而來，也是錯誤。所以無論是傳播論，或獨立發生論，都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
但“文化進化論”的理論有不合理部分，並不等於文化沒有發展。對於文化進化，陳序經仍予以肯定，他在批評了文化發展上的退化說、循環說、俱分說之後，明確地表示，“我們無疑的是偏於進步的學說”628，認為進步是文化的根本屬性之一。相對而言，進化論在陳序經的思想裏有著根深蒂固的影響，在大學期間就接受了進化論思想、並撰寫了關於進化的程序的論文的陳序經，始終堅持對進化論的基本理論信仰。盡管“文化進化論”在具體的人類學研究中有所偏頗，但陳序經認為整個進化論並未被推翻。在評價斯賓塞的進化思想時，陳序經說：
“斯賓塞的整個進化論，卻未因此而被推翻。其實，進化論的根本觀念，是先有天體，然後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後有心理和社會現象，這是無論何人，都不能否認的。”
同樣，對於“文化傳播論”的合理部分，陳序經也予以吸取。陳序經認為，文化既是進步的，又是能傳播的：
“文化是能傳播的，故在不同的民族或地方，可以找出雷同的特質。文化是有進步的，故在不同的民族或地方，可以找出相同的階段。”
肯定了普遍的進化，才能明確文化發展的方向；肯定了傳播的功能，才能揭示出不同文化接觸的意義，從而關注於由於文化接觸而產生的社會和文化變遷。陳序經整合“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對於全盤西化論立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意義，而這一整合，也與現代文化人類學的基本趨勢相一致。
古典的進化論經過20世紀初期的衰落，到30年代以後，又重新抬頭，並於40年代再次達到高峰。這種被成為“新進化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學者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和朱利安·斯圖爾德（Julian Steward），其理論特點，是強調經濟、特別是技術因素對進化的影響。他們擁護摩爾根的立場，重視文化的廣義進化。懷特認為，人類文化的進化是由不斷提高的技術能力所推動、所決定的，是由社會利用能源的能力來衡量的。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文化不僅在數量上有所增加，而且會發展到更高級的形式。可以看到，這種文化的“新進化論”與19世紀的簡單進化論相比，具有更為豐富的科學內容。有論者評價道：
“這個時期新實證主義-新進化論已不同於過去斯賓塞社會學中的生物進化的簡單類比，而是隨著現代自然科學的發展，賦予了‘進化’概念以新的涵義，即表示著合乎規律的一種適應變化過程，它具有文化的‘科學’與‘價值’等意義，故也叫‘科學主義’。它較之舊的‘進化’概念則意味著更高程度的適應和更符合目的的某種變化。”
陳序經整合“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所形成的思想接近於“新進化論”。由於“新進化論”的主要著作是在40年代以後才出版的，懷特的《文化科學》初版於1949年，而陳序經的《文化學概觀》寫成於40年代前期，並且是處於相對封閉的抗戰大後方，在陳序經的著作裏沒有提及“新進化論”的代表人物和著作，沒有證據說明陳序經直接受到了這一最新的人類學思想的影響。但陳序經通過對“文化進化論”和“文化傳播論”的整合，所形成的思想大致上也與“新進化論”相一致。
四、基本理論的衍生——全盤西化論
廣義的文化觀、文化整體論、文化的“新進化論”，構成陳序經文化學理論的基礎。由這些基本理論，又衍生出一些具體的論點，將陳序經的文化觀一步步導向全盤西化論。
1、文化進步的趨勢決定於意欲向前的性質
用“欲求”、“意向”來解釋、說明社會現象的，是美國社會學家萊斯特·華爾德，他以人的心理現象作為社會學學說的起點。華爾德認為，人類有天賦的保持個體、綿延種族、發展社會的欲求，欲求在智能的指導下，使人類社會不斷向美好的方向前進，欲求是文化發生與發展的原動力，它在智能的指導下，產生和促進社會及其文明、文化和業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