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序經將華爾德的理論運用於解釋其文化學的“心理的基礎”，並以此反駁梁漱溟“中國文化意欲調和持中、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後”的觀點，指出“意欲是無論何時何處，都是向前直赴的”，“一切文化所走的途徑，都是以意欲為向前要求”。意欲向前，則文化也不斷向前，從這個意義上，更說明了文化是不斷進步的。
2、文化發展的方向決定於文化本身
對於文化發展在空間上的方向，各國文化學者有“自南而北說”和“自北而南說”，陳序經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沿襲各種陳說，而是提出文化發展曆程沒有固定的東西方向或南北方向。在《文化學概觀》中，陳序經說：
“總而言之，文化的發展的曆程，沒有一定的方向。其發展方向雖與地理氣候有了關係，然這隻是在文化較低的社會裏，有了相當的真理，在文化較高的時代，文化本身成為文化發展的途徑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那麼在較高的文化裏，文化在空間上發展的方向，自然是由文化自身的優勢決定的。這種文化的發展，不是與氣候相關，但卻和海洋相關。陳序經提出：
“文化發展的別一種方向，這就是從江河的上遊，而趨於江河的下遊，以至海洋的口岸。同時，往往又是從較小的海洋，而至於較大的海洋。”
從事實上來看，希臘羅馬的文化發展於地中海，而發展到較大的大西洋，成為今日優越的歐美文化，此後世界文化的要點，將從大西洋而趨於太平洋。根據這一原理，陳序經對未來的中國文化表現出充分的樂觀，相信到那時，“中國在世界文化上的地位的重要，是可想而知的。”
3、世界文化的趨勢是西洋文化
文化在空間上發展的方向，決定於文化自身的優勢。這種優勢表現為對時境的適應。在當今世界的文化中，唯有西洋文化最為適應時境，因而，西洋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的趨勢。這在陳序經的多本論著中已反複說明了。
重要的是，陳序經認為，西洋文化是一個可知可感的、達到了“一致與和諧”的文化統一體，而不是四分五裂、不可捉摸的。法國政治家、曆史學家基佐（F.P.G.Guizot）提出：
“我用了歐洲文明這個詞語，因為十分明顯，存在著一個歐洲文明，在歐洲各國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著一種一致性；雖然在時間、地點和環境方麵千差萬別，但這個文明最初都起源於那些幾乎完全相似的事實中，到處都是根據同樣的原則向前發展，並幾乎到處都會產生相似的結果。因此，存在著一個歐洲文明，而我要請你們注意的正是這個集合而成的文明這一主題。”
這一觀點為陳序經論證西洋文化的同一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據。不過基佐著重於從同一性出發來論證歐洲文明在表現形式上的多樣性，以顯示近代歐洲文明超越了大多數古代文明的單一性的弱點。而陳序經則著重於解釋成在多樣性之中具有相同的基礎。如基佐在論及近代歐洲文明時說：
“近代歐洲的文明就完全不是這樣（指在大多數古代文明中是一種顯著的單一性——引者注）。無需考慮細節，隻需麵向它，把你的回憶收集起來，你立刻就會看到各種不同的、混亂的、狂風暴雨般的景象……近代歐洲給了我們一切政體、一切社會組織實驗的樣本。純粹或混合的君主政治政體、神權政治政體、共和政體、或多或少的貴族政治政體，曾這樣同時繁榮昌盛地存在著。雖然它們多種多樣，但它們都有某種相似之處，某種不可能弄錯的同一家族的相似之處。”
而陳序經將後幾句話引征為：
“現在的歐洲，則種種製度都應有盡有於同一時代。各異固是顯明，但他們卻非完全沒有相同之點。其實他們的類同處，是不能錯過的，因為這種類同，則所以造成歐洲之所以為歐洲。”
嚴格說來，陳序經對基佐著作的這種“意譯”帶有根據主觀需要而斷章取義的傾向。但這並不影響我們了解陳序經本人思想的邏輯性。在陳序經眼中，西洋文化是一個有著共同點的統一的文化圈圍，雖然在現代西方，有社會主義的出現，有法西斯主義的抬頭，但陳序經均將它們視為西方文化的暫時的變態，不影響西方文化作為統一體的存在。陳序經始終堅持認為，西洋文化統一於民治和科學。西洋文化統一體的存在，是全盤西化可以操作的基本前提。
4、模仿是文化創造的前提
文化是在傳播中發展的，傳播則依賴於模仿，因此文化的發展，不隻是依賴於創造，而且依賴於模仿與傳播。注重於模仿在文化中的地位的，是法國法律學者塔德（G.Tarde），他對於模仿在社會中的作用有一個觀點，即“因為社會的行為，主要的是模仿而來的，所以所謂社會的，往往也就是模仿的。”陳序經對塔德的文化模仿觀給予高度評價，指出：
“我們若為便利起見，而應用模仿以至創造這些名詞去解釋文化的發展，那麼大致上，塔德所說的模仿與發明的作用，也可以說是有了很大的作用。”
陳序經文化學體係中關於模仿的部分，其基本觀點可以說都是從塔德的模仿理論中引申而來的。在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中，模仿論是一個重要的方麵。
陳序經說過：“全盤西化的理論，並非憑空造出來的。”作為一種社會思潮的理論基礎，已如上述。對於具體的思想而言，在邏輯上是先有理論，才有觀點；而在具體思想的表達過程中，往往是先有觀點的表述，然後才進行理論的總結。陳序經的全盤西化論也是經曆了這樣一個過程。其觀點表達在先，是基於回答現代中國文化問題的急迫性，現實的需要迫使全盤西化論者旗幟鮮明地闡明自己的觀點，並在文化論戰中擴大影響。而後的理論總結，既體現了全盤西化論者對自身理論的進一步完善，也表明了他們堅持全盤西化論的良苦用心。
不過，理論被接受的程度，取決於理論符合現實需要的程度。一種社會思潮在社會現實中的地位和影響，更多地取決於它是否滿足現實社會的需要。能否深深地切入現實生活，把握社會的脈搏，是思想能否具有生命力的關鍵，這也正是政論家和學者的最大區別。陳序經試圖以純學理的理論體係，來營造對現實問題的答案的理論支撐，勢難圓滿。他對中國文化和命運的良好願望，必然被繁雜尖銳的社會矛盾所淹沒。何況其理論及論證本身，也並非無懈可擊。
陳序經的全盤西化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文化學理論上的，陳序經的文化學理論不一定能解釋和解決社會問題，但對陳序經文化學理論體係和理論基礎的分析，或可有助於準確地理解他的全盤西化論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