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給世人的印象仿佛隻是一個世界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論之甚少。但這並不意味著胡適排斥民族主義。相反，在與蔣廷黻關於“民主與專製”的爭論中，胡適力證中國早就是一個民族國家，中國的民族自覺心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曆史基礎。徐高阮曾解說：
“民族主義本來最須靠真實的情感，不能多靠口號的高唱，所以一個人若不好談說民族主義，也不妨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若因為怕文化的保守而反對民族主義，那固然是錯解了民族主義。然而胡適隻是說到某些曆史的事實，如同盟會時代以來有一部分革命者為了民族革命、複興漢族的緣故而曾有若幹嗜古的標榜。這可正提醒人不要因嗜古而保守，也並不表示胡適反對民族主義。”
胡適在一二九運動時反對學生罷課，頗受垢病，但也正是他在此前後建議要以破釜沉舟的決心，不惜犧牲最精最好的軍隊，犧牲一切工商業中心作戰場，對日作戰，從長期苦痛裏謀得一個民族翻身的機會。直到全麵抗戰爆發前，胡適確實屢屢向當局建言要極力避免戰爭，確實得不到一般人的理解。而學者參政的密友王世傑對此深有體會，王後來向人們指出，胡適避戰的主張和建議，乃是擔心政府隻以抗戰逞一時之忿，而不準備作長期的抗戰和苦鬥，這種想法正好與後來政府抗戰的國策相印證。胡適不願意做一個不負責任的人，用空洞口號迎合輿情，沽名釣譽。他在致陶希聖信中沉重地說：“請你注意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而不敢也不忍為她諱疾忌醫，作她的佞臣損友。”抗日戰爭爆發後，胡適、陳序經分別在外交和文教領域為民族從事有益的工作，民族主義的情感是他們艱辛努力的思想基礎，把他們一概推到“賣國”的方麵去，顯然是將曆史分析過於簡單化了。
4、全盤西化與理性的關係
全盤西化思想是非理性的，這種批評由來已久。陳序經回憶道：“我們回想十餘年前我們開始提倡全盤西化的時候，好多人都以為這是不經之談，這是情感作用。”
陳序經承認，情感對於全盤西化論確實具有一定的作用，“因為一來，人類本身是情感的東西，凡是人類都免不出情感；人類既是免不出情感的人類，對於很多事物的觀察總免不去多少的情感的成分。二來，情感的作用在曆史上是不可輕視的，比方美國的獨立、法國的革命、滿清的推倒、北伐的成功，該有了不少的情感的成分。”但全盤西化論卻是一種理智的表示。陳序經說：
“其實，所謂優勝（西）劣敗（中）的文化變動的認識，就是理智的認識，正是有了這種認識，我們才主張全盤西化……‘充分西化’與‘根本西化’既是理智的認識，‘全盤西化’就不能不謂為理智的認識了。”
正因為有這樣的理性的認識，陳序經承認，西洋文化也不是不是絕對的至善。“我們承認現代的西洋文化不是一種理想至高的文化，我們並且相信將來的文化，也不會達到將來人的理想文化。”但是，這是從西方文化的立場來看的，也就是說，“西洋人對於西洋的文化也有不滿意的地方，所以不能謂為絕對最好或完全的文化。”而將世界現有的文化來相比較，那麼“西洋的文化還是最好與完全的文化，而成為中國、印度、非洲的理想的文化。”
因此，從這樣一種理性出發，“如果我們承認歐洲目前的文化是比中國較好一點，則全盤放棄中國的固有文化，而全盤接受西洋的文化，總比過去進步一點。”
胡適用理性規定了文化前進的大方向，也同樣用理性預測了文化演進的前途。胡適認為，對於西方文化，“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它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新文化……我們不妨拚命走極端，文化的惰性自然會把我們拖向折衷調和上去的”。因此，在實踐層麵上鼓吹全盤西化，來達到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就是胡適的理智與韜略。這與民族虛無主義者、悲觀主義者的絕望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