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主義”或“文化激進主義”本身在中國就是一個難以厘定的概念，特別是由於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在使用這些概念時不免引起爭議。影響較大的一個理論，是將“保守主義”、“自由主義”、“激進主義”作為三位一體的觀念並生係統，從西方思想界直接搬來觀照近代中國。這些“主義”在西方都已有其確定的內涵，並與確定的社會利益相聯係：保守主義與貴族政治的社會利益、自由主義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利益、激進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利益聯係在一起。問題在於，近代中國社會並不便於以既定的概念來分割切塊，既缺乏上述各種“主義”所賴以支持的明確的階級基礎，而且各種社會思潮的複雜特點也遠非幾個特定概念所能包容。近代中國的保守主義，並非一味堅持全盤維護現存社會秩序；中國的激進主義，也不僅僅反映無產階級的思想取向，其特征也同時表現在一些自由主義者身上。因而，論及“保守”或“激進”，不能不從對文化的態度來考量。其一，須根據各種思潮對中西文化關係問題的基本取向，“保守主義”表現出更多的傳統取向，而“激進主義”表現出更多的西化取向；其二，須做動態的考察，“保守”或“激進”都是相對的概念，在各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和不同的表現形態；由於社會的急劇變化和社會思潮的不斷翻新，某一時期的“激進”主張可能在後一時期又成為一種“保守”的主張。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有兩個根本的特點：一是文化建設目標上的崇西性。即以西方文化，或西方文化的某一方麵為取向，作為中國文化變革的方向，而決不是從中國固有文化中尋找文化目標。二是文化建設過程中的不調和性。即全盤否定傳統文化的生存價值，要求徹底變革，從根本上摧毀傳統文化的架構體係；對傳統文化中的合理部分所采取的態度是：將其“解放”出來，而不是把它們“保存”起來。
汪榮祖有一句頗令人深思的話：“近代中國思想趨向上的激進，以及社會保守勢力的頑強，可說相映成趣。”其實，不僅相映成趣，而且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因果關係：正是由於社會上保守勢力的頑強，更導致了進步思想家在思想趨向上的激進。這在前文已有所分析。
近代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肇始於戊戌維新時期，在五四運動時期發展到高潮。五四運動的基本作用是正麵的，“開辟了一條文化上對外開放的健康道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激進性格，從兩個方麵影響著現代中國曆史的發展。一是通過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革命的影響，經過徹底的不妥協的人民民主革命，徹底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二是通過對知識界的文化思想的影響，從根本上保持了知識界“趨新”的態勢和進步文化的主流地位。
全盤西化思潮是文化激進主義的最極端和最脆弱的表現形態。它的發生有現實的根源，它與包括本位文化派在內的各種折衷論、調和論的論爭，正反映了它徹底的不調和的、以西方文化為取向的、建立中國新文明的激進精神，由於它在否定中國傳統、肯定西方文化方麵取“全盤”的立場，因而可以說它帶有“最極端”的特點。但是它在實踐上卻沒有現實的根基，缺乏可操作性，隻能停留在理論的推演上，而不能付諸實踐。這就使得全盤西化思潮同時具有“最脆弱”的特點，在近代中國社會的影響十分有限，無論這種影響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也無論這種影響是正麵的還是負麵的。因而，盡管它也有少許的積極的意義，卻始終隻能處於“時代思潮的支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