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盤西化論，是建立在廣義的文化觀基礎上的。其文化的概念，是包含了政治、經濟、道德、技術等等因素在內的一個整體。因此，全盤西化論所關懷的，並不僅僅是狹義的中國文化的命運，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其所探討的，並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出路，而是整個中國的出路。忽視了這一點，全盤西化的理論邏輯就無從推演。陳序經、胡適和其他主張全盤西化的人，他們是學者而非政治家，他們希圖以學術的方法，為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提供一個理想的答案，這就使得他們的思想主張不免帶有實驗室設計的性質。他們希望在祖國異常落後、飽受欺淩、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為中國前途選擇一條擺脫傳統困境、迅速走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其誠可感，其義可佩。但全盤西化思潮決沒有為中國的現代化找到正確的方向，也無力完成建設中國新文化的任務，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被人民革命的洪流衝到了曆史的後台。
近代中國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現代化的問題。使傳統的中國文化具有時代性，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出路。但如何才算是具有時代性？如何才能夠具有時代性？則是探討這一問題所需重點考量的核心。這就需要辯證地對待傳統與現代、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問題。
這一問題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論戰中就已露端倪，但當時論戰雙方的著力點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優劣比較，以便為文化前途指示一個大致方向，民族性的問題尚未成為問題的核心。20世紀30年代，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現實，在論述文化前途時，民族性的問題便凸顯為亟須回答的更深層的問題。本位文化論者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旗號，強調文化建設要從民族的立場出發，以民族立場為本位來選擇地對待西方文化。這在配合現實需要方麵奪得先機。但無論其言辭多麼堂皇，也無法回答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選擇的標準是什麼？由誰來確定？在關閉了方方麵麵的具體主張以回避各種質疑之後，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也隻剩下同樣籠統和無法操作的泛泛而談。
但全盤西化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也步入了歧途。全盤西化論在追求文化的時代性這一方麵是十分明確的，其根本目標就是要以代表現代性的西方文化來取代傳統中國文化，使新的中國文化能夠適應時代的需要，使中國成為“現代世界的一個國家”。但是，在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問題上，全盤西化論者卻采取了一種“雙重標準”：抹殺了世界其它文化因素中可能具有的世界性，而將歐洲文化奉為唯一的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是由具體的民族文化所構成的；民族文化具有了時代性，就是現代世界文化的有機成分。美國文化是現代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美國文化同時具有美國的民族性；日本文化是現代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日本文化也同時具有日本的民族性。但陳序經卻認為，隻有歐洲文化才是現代世界文化。且不論他從紛繁複雜的歐洲各民族的文化中抽象出一個文化實體——“歐洲文化”是否合理，即使以歐洲文化來作為現代世界文化的藍本，其成為現代世界文化的過程也決不是通過全盤移植來實現的，而是通過各民族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將本民族文化融彙於現代世界、通過具體的現代的民族性的文化來體現的。歐洲各民族的文化也隻是兼具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現代世界文化的一個個具體的文化。其現代性具有世界的意義，而其民族性則是個別的特征。傳統民族在現代化過程中，要吸收的，是他族文化的現代性；而要將本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也強加於人，在動機上無異於民族征服、文化滅絕，在實踐中也決不能做到。
近代中國文化如何走向現代化，成為具有時代性的先進文化，其正確路徑，是以開放的精神，充分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現代性因素，解放民族文化本身的合理成分，建設民族性的現代文化。全盤西化思潮過於強調歐洲文化的世界性意義，而忽視了文化建設的民族性，對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合理因素評價過低，這是全盤西化思潮的理論推導不夠嚴密的原因之一，也使得這種主張在現實中遠離了文化改造和建設的實際可能。
如何進行傳統文化的改造和建設，必須以世界發展趨勢和本國國情的認識為依據，與具體的社會實際和實踐想結合，確定文化改造和建設的標準。周策縱認為，在學習和選擇其它文明中好的成分時，缺乏一種尺度會導致混亂，而一種民族主義的或教條主義的標準也隻能造成思想的惰性，在這個問題上需要以理性的和現實主義的判斷作為指導。這一觀點具有啟示意義。當然，文化建設是一個十分複雜的係統工程，“理性的和現實主義的判斷”的原則，仍需要在文化建設的實踐中結合具體實際加以貞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