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矛盾，決定了“書生論政”式的思想主張從來就顯得蒼白無力。沒有強大的政治勢力作為依托，任何理念層麵的主張都決無實踐的可能。全盤西化思潮越是著眼於整個民族的命運和整個國家的出路，它就越陷入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矛盾困境之中，始終未能擺脫“實驗室設計”的境地。
全盤西化論者與代表著新興政治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來沒有建立起直接的聯係。胡適雖不滿於國民黨的政治，但在國共兩黨之間，卻寧願選擇國民黨，始終反對中國共產黨。陳序經在政治上特立獨行，決不加入國民黨，他的政治理想在全國解放以前始終是完全的西方民主政治，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在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與張奚若、朱自清、聞一多等西南聯合大學教授向蔣介石、毛澤東發電，直陳“蔣介石）一人獨攬之風務須迅予糾正”。但所期望者，也不過是超越“兩黨分割”政治的民主憲政。
在全盤西化論者眼裏，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可以包含在“西化”的範疇之內，但當中國共產黨人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擺脫了教條主義的影響、走出“俄化”陰影之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便轉向了文化綜合論，即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尋找理論指導，而聯係中國的具體實踐，來探求中西文化彙通之路，大張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旗幟。在延安時期，這一文化觀已得到基本確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反對全盤西化論的。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論者看來，五四時期的歐化傾向“開發了民族的民主的文化，但是在形式上偏於吸收‘歐化’的文化，在藝術上也是發展了歐化的技巧甚至形成了歐化的作風，那是為了打破封建主義保守的傳統主義，於是或多或少的矯枉過正的輕視了民族文化曆史遺產的一切優秀的成分，甚至忽視了脫離了大眾生活的習慣和風尚。”而30年代後的全盤西化論更屬於“彷徨歧路的情形”之一——“一味的堅持著歐化的資本主義文化，而不知發揚自己的民族遺產底優秀成分”。
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尖銳地批評了全盤西化論，毛澤東指出：
“但是一切外國的東西，如同我們對於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後排瀉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所謂‘全盤西化’的主張，乃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張聞天也指出：
“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文化的所謂‘全盤西化’。外國文化中的反動文化（如主張侵掠，反對民族解放；主張獨裁與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與自由；主張宗教迷信，反對科學真理，擁護壓迫剝削，反對大眾，反對社會主義的文化），是我們應該排斥的。而‘全盤西化’論者，卻正在把這類反動文化，大量輸入中國。”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文化的綜合主義的態度，其直接來源，是魯迅對中西文化的態度。毛澤東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魯迅對中西文化持“拿來主義”的觀點，不僅西方文化要去“拿”，而且傳統文化也要取“拿”的精神，其觀點是：“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也仍然有所擇取。”魯迅一方麵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清算傳統文化的糟粕，另一方麵又指出要對西方文化慎於擇取，反對全盤西化，而要在改革中創造和發展適合時代要求的新文化。686毛澤東繼承了魯迅的文化觀，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闡述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中國文化前途的觀點，把中華民族的新文化概括為“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即民族的形式、科學的內容、大眾的方向。在全國解放前夕“五評白皮書”時，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的中國新文化充滿信心，宣布：“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曆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複興了並正在複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麵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