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毛澤東所說的文化，是狹義的文化、觀念形態的文化，與包括全盤西化派在內的當時各派學者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明顯不同的。在狹義文化觀念之外，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同樣摒棄了全盤西化的選擇。中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同時也是對盲目學習西方的否定。“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不能實現”，因而在懷疑和探索中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才真正能夠取得獨立民主，“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在1948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已明確指出：“我們采用民主集中製，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製。議會製，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製和三權鼎立等。”
全盤西化論者的文化概念，是廣義的文化概念。陳序經早就認識到，“政治固可以影響文化的其他方麵，文化的其他方麵，也可以影響政治。”然而，他未必能認識到，最終是政治革命的成果，截斷了近百年來的文化論爭，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觀經過在延安時期的培育，逐漸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勢力對中國文化出路的成熟的根本主張，挾革命洪流而成為中國的文化主流，隨著40年代末新民主主義政治革命的偉大勝利，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觀也成為新中國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從而為中國文化的向前發展徹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一切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既有思想文化，包括全盤西化思潮在內，都在政治革命的洪流滌蕩之下，退出了文化曆史的舞台。1948年12月15日，胡適飛離被人民解放軍重重包圍之下的北平，不久後流亡美國，而從1954年底開始，中國大陸開展了對胡適思想的全麵批判，以徹底清算胡適在中國思想界、學術界的影響。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陳序經在嶺南大學校長任上，主持嶺南大學在新時代中繼續辦學，而他的全盤西化的思想已無法逃避曆史大潮的衝蕩，1950年夏天，廣州高等學校在嶺南大學舉行教師暑期研究會，陳序經被建議要好好地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檢查他的全盤西化論。在此之前，1949年12月5日，原全盤西化思潮的重要幹將、時任嶺南大學附中主任的馮恩榮，在嶺南大學的新民主主義學習班上，主講“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觀”，這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