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百家之學出自周王屬下的百官，也就是王官。自從孔子辦學後，王官之學才流傳到民間，形成了諸子百家。不久，便進入了百家爭鳴的曆史時期，促進了中國古代學術的融合和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革新變法始於齊桓公、管仲，直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從未停過。齊桓公鼓勵士人暢所欲言，開創了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麵。
戰國時期，齊桓公田午開設稷下學宮，齊威王、宣王禮賢下士，包容百家，言論學術充分自由，齊國因此步入鼎盛時期。
稷下學宮又稱稷下之學，是戰國時期的官辦高等學府。
“稷”是齊國國都臨淄城（今山東省淄博市）一座城門的名稱。“稷下”指齊都臨淄城的稷門附近。稷下學宮位於稷門附近，故稱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之地。
稷下學宮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舉辦、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學府。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這場 “百家爭鳴”是以齊國稷下學宮為中心的。它促成了學術自由、百家爭鳴局麵的形成。
稷下學宮容納了當時“諸子百家”中的各個學派，其中主要的有道、儒、法、名、兵、農、陰陽、縱橫諸家。
稷下學宮彙集了天下賢士多達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學者如孟子、淳於髡、鄒衍、田駢、慎到、申不害、季真、環淵、彭蒙、尹文、田巴、魯仲連、鄒爽、荀子等。尤其是荀子，曾三次擔任學宮的“祭酒”，即學宮最高長官。
當時，凡到稷下學宮的文人學者，齊王一視同仁，不問其學術派別、思想觀點、政治傾向以及國別、年齡、資曆等，誰都可以自由發表學術見解，從而使稷下學宮成為當時各學派薈萃的中心。這些學者互相爭辯、詰難，取長補短，做到了真正的“百家爭鳴”。
齊王采取了十分優禮的態度，封不少著名學者為“上大夫”，並“受上大夫之祿”，即擁有相應的爵位和俸養，允許他們“不治而議論”，“不任職而論國事”。因此，稷下學宮具有學術和政治的雙重性質，既是一個官辦的學術機構，又是一個官辦的政治顧問團體。
稷下學宮的學術博大精深，包含了當時各家各派的思想。就儒學而言，曾在稷下學宮中有影響的儒家學者有孟子和荀子。孟子關於“養浩然之氣”的思想，學者認為是接受了稷下先生宋鈃、尹文“氣論”的影響。至於荀子，則是稷下學宮的最後一個大師，他立足儒家，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全麵的批判總結，從人性論、認識論、政治理論、天人關係等諸方麵對稷下學術進行了吸取和修正，從而將諸子學術推向高潮，成為戰國諸子學的真正總結者，其中對後世最有影響的就是荀子的“禮法結合”的政治思想。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局麵非常有利於各家學說的發展，是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
秦始皇在民間焚《詩》、《書》、百家語，而博士職掌的書籍是被保留的。這實質上就是禁止私學，徹底結束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麵。
秦始皇將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統統禁錮，獨尊法術、廢黜百家的做法阻礙了思想文化的進步，推遲了社會的發展。
（二）焚書坑儒導致曆史斷代
秦始皇焚書時，把各國的史書全燒了，大大增加了司馬遷寫《史記》的難度。司馬遷為六國史書未能傳於後世而痛心不已，他在《史記·六國年表序》說：“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因此，《竹書紀年》於西晉出土時，身價百倍，受到高度的重視。
《竹書紀年》記載了夏商周的事跡，直到西晉年間才出土。如果此書在秦始皇年間流傳於社會，肯定和其他書籍同歸於盡了。也許秦始皇也燒過《竹書紀年》，而西晉時出土的那部《竹書紀年》在秦始皇之前已經僥幸入土了。
西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盜墓時挖出了竹簡數十車，全用古文字記載，史稱“汲塚書”，即《竹書紀年》。書中有記載夏商周的史書十三篇，晉人初名“紀年”，又稱“汲塚紀年”。西晉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奉命將散亂的竹簡排定次序，並用當時通用的文字釋文，即初釋本《竹書紀年》，又稱“荀和本”。由於竹簡散亂，而戰國文字西晉時已經不能完全認識，因此爭議很大。到了晉惠帝時期，秘書丞衛恒奉命考訂竹簡，以平息眾議。不久，八王奪位，外族入侵，永嘉之亂爆發，衛恒被殺。所幸，著作郎束皙繼續考訂竹簡，寫成《竹書紀年》，又稱“衛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