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學者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有其曆史必然性，並非暴政。
國學名家錢穆在《國學概論》之《嬴秦之焚書坑儒》中說：“諸子爭鳴，至戰國晚季而益烈，是非紛亂，議論百出。秦一天下，學術隨政治而轉移，乃亦有漸趨統一之趨向，呂不韋著春秋，意在薈萃群言，牢籠眾說，借政治之勢力，定學術於一是。”秦始皇認為隻薈萃牢籠還不夠，因為各種異端雜說畢竟還存在，隻要存在，難保哪一天不會跳出來，所以幹脆徹底一點，焚其書，坑其人，封建社會學術思想的大一統局麵就是以此為前提的，而先秦學術的百家爭鳴局麵也由此結束，“蓋諸子之興，本為在下者以學術爭政治；而其衰，則為在上者以政治爭學術”。
據《史記》所載，秦始皇焚書坑儒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後世對其評價卻多有不同。為什麼後世對其評價不同呢？原因就在於後世評價者的階級立場不同，因而對秦始皇的認識也不同。
在評價秦始皇焚書坑儒事件時，我們必須先了解當時的曆史背景。
秦軍於公元前256年滅了東周，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又滅了韓、趙、魏、燕、楚、齊六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
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推行了一係列加強國家統一的措施，確立了中央集權製，建立了中央政府；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郡縣製，廢除官吏世襲製度；用法律的形式承認土地私有；銷毀民間兵器，遷徙富豪；修馳道，築長城，把燕、趙、秦原來的長城連接起來，加以修繕，設立要塞，派兵守衛。秦始皇還統一了貨幣，讓車同軌，讓書同文，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統一，為幾千年來華夏文明不被分裂奠定了基礎。
修築長城犧牲了無數人的生命，花掉了巨大的財力，給人民帶來了許多災難。但是，長城防止了當時北方強大的遊牧民族匈奴貴族的掠奪，保護了北方人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
從春秋末年開始，到戰國末年，學術繁榮，諸子並起，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戰國時代諸侯紛爭，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各種思想流派、學術團體紛紛湧現。僅從學派來講，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農家、雜家等所謂“九流十家”。從思想方麵來講，各家學派各抒己見，相互詰難，形成了中國曆史上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麵，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思想的繁榮昌盛，迎來了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
隨著封建國家的統一，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成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統治形式。秦始皇在強化政治、經濟方麵專製的同時，也開始推行文化思想方麵的專製統治了。
最初，秦始皇對文化思想領域並未采取暴烈的手段。從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統一天下開始到焚書的8年間，秦始皇曾從六國的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獻，同時又征聘了70多位學者，授以博士之職，還召了兩千多名學生置於博士之下，稱為諸生。秦始皇讓這些人對古典文化進行清理甄別，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於封建專製政權的書，獎勵那些對秦政權有利的書。秦始皇說：“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秦始皇不僅對70多位博士優禮有加，而且對諸生也尊賜甚厚。
但是，令秦始皇大失所望的是，這些博士和諸生都是舊時代的學者，滿腦子舊文化和複古思想，認為提倡複古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他們不但對加強專製統治沒有幫助，反而對秦始皇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秦始皇對博士和諸生的表現十分不滿，遂導致了焚書坑儒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