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堵塞言路、銷毀書籍的做法，並不是李斯和秦始皇首創，曆史上早就發生過了。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維護統治，防止其他學說損害國家的意識形態，動搖國家的根本，都曾采取鉗製言論、銷毀書籍的做法，如商鞅變法時就燒過書，韓非子也積極限製私學，他說：“私學，亂法度也。”把私學看成實行法治的主要障礙。要鏟除私學，必須銷毀教材。而當時主張禁止私學的人不在少數，也為大多數國家統治者所接受。既然焚書早就有過，為什麼史學家們隻把賬算在秦始皇一個人的頭上呢？魯迅在《華德焚書異同論》一文中說：“秦始皇實在冤枉得很，他吃虧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幫閑們都替新主子去講他的壞話了。不錯，秦始皇燒過書，燒書是為了統一思想，但他沒有燒掉醫書和農書，他收羅許多別國的‘客卿’，並不專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種思想的。”
我們在評價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是非時，應該根據當時的曆史條件，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結論和評價。秦始皇作為一個封建帝王，在完成了統一大業之後，所采取的統一思想的措施是曆史的必然，是理所應當的。
對秦始皇焚書後果的評價，古往今來，眾說紛紜。
《隋書》說：“秦始皇馭字，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舊唐書》也說：“三代之書，經秦燔煬殆盡。”都認為先秦的經書被秦始皇燃起的大火燒光了。
但也有人認為秦朝焚書僅限於史書，經書諸子並無損失。王充在《論衡》中說：“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劉勰也有同樣的看法，在《文心雕龍》裏說：“秦暴烈火，勢炎昆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康有為在《新學偽經考》中也指出：“焚書坑儒，雖為虐政，無關六經之存亡。”
據《史記》所載，博士管理的古書並未被焚。不過，項羽入關後，“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這才使古代典籍遭受浩劫，而後世卻將這筆賬算到了秦始皇的頭上，是不公允的。
秦始皇統一了度量衡、文字，統一了思想，形成了一個凝聚力和向心力巨大的民族，這也是黃河文明沒有衰亡，民族沒有分裂成無數國家的重要原因。在這一點上，秦始皇對民族是有著巨大貢獻的。
其實，中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焚書發生在清朝乾隆時期。
乾隆皇帝即位後，組織了以紀昀為總編纂官的著名文人學者共360人，曆時10年，編出了我國封建時代一部空前絕後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
乾隆皇帝編纂此書的根本目的在於推行文化專製主義，鞏固清王朝的統治。在編書的頭一年，他曾兩次提出：編寫《四庫全書》時，對古籍該毀棄的應予毀棄，該刪改的應予刪改。毀棄、刪改的原則是什麼？他明確指出：“凡有詆毀本朝之語，正應乘此機會查辦一番，盡行銷毀，以杜絕遏止邪言，正人心而厚風俗。”因此，在編審《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凡明朝野史及明人有關奏議文集，隻要內容稍有對清廷不利者，一概焚毀。更有甚者，一些並不詆毀本朝，甚至與政治毫無幹係的著述，如顧炎武的《音學五書》等，隻因作者本人曾經反清而遭到毀版的厄運。至於那些被刪改的書，往往被弄得麵目全非。據統計，整個乾隆時期，共焚書七十一萬卷之多，而四庫全書隻有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卷。可見，乾隆焚書堪稱空前絕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