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北伐匈奴之後至東漢建武二十四年（48年），內外交困的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北匈奴於公元89年敗於東漢和南匈奴聯軍，公元91年西逃。南匈奴歸附漢朝後內遷，逐漸走向了一條與漢族相融合的道路。
（一）漢文化對匈奴社會的影響
漢文化，是在黃河流域形成的以漢族為代表的一種古老而又有著強大生命力的文化，它不僅包括語言文字、儒家思想、典章製度，而且包括生產技術、社會風尚，即廣義上的文化這一範疇。在曆史上，漢文化對周鄰民族產生過強大的影響，不斷地擴大著文化圈。匈奴在與中原地區頻繁的接觸中，漢文化對其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1.漢農耕文化對匈奴經濟生活的影響。
匈奴原本過著典型的遊牧經濟生活，匈奴的生產方式與中原地區漢族農耕生產有著很大的差異。匈奴民族從事的原始、粗放的遊牧經濟，基本上是靠天吃飯，穩定性很差。而塞內農業經濟在一般情況下是以投入（深耕、選種、施肥、興修水利等）決定回報，其收成的穩定性要比單純依靠大自然恩賜的原始遊牧經濟強得多。隨著漢匈交流的加強，漢族農耕經濟的優越性使匈奴人印象深刻，匈奴地區也逐漸出現了農業生產。
《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記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衛青至寘顏山（約在蒙古國杭愛山西南）趙信城，獲得匈奴囤積的糧食作為軍餉，走的時候還把剩餘的糧食放火燒光。那麼大一支軍隊是需要很多糧食來充做軍糧的，在漢軍取走夠自己食用的糧食後竟然還有剩餘，可以看出，城裏所存的糧食數量極多。而這些糧食也不是匈奴從漢朝劫掠來的，而是自己生產的。《史記·匈奴列傳》載，公元前1世紀漢降將貳師將軍李廣利被殺時，漠北一連下了好幾個月的雨雪，糧食因此而不能成熟，這使得匈奴上下都驚恐不安。糧食出現在匈奴地區，表明當時匈奴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農業生產。更進一步說明，受到中原地區農耕文化的影響，匈奴人已經學會從事農業生產並高度重視農業經濟的發展。
與農耕生產緊密聯係的是定居生活，定居生活自然需要城邑。中原地區的“穿井”“築城”“治樓”“冶鐵”等手工業生產技術，也隨著這種交流，出現在了匈奴的經濟生活當中。早在漢代，漠北地區就建有範夫人城和趙信城。南匈奴附漢後先是在五原（內蒙古包頭市西南），後是在西河（內蒙古鄂爾多斯準格爾旗）建城。十六國時期，匈奴或匈奴別部所築的城更多，見於史書的，就有西河縣劉淵所建的八門城，西平以西劉聰所建的西平城，赫連勃勃在那縣所築甘泉城，沮渠蒙遜在涼州所築七級城等等。
這顯然與匈奴原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有著明顯的區別，是匈奴地區農耕經濟發展的產物。近些年來，在匈奴活動地區考古發現的帶有濃厚漢文化色彩的青銅器、鐵器、陶器、木器、玉器以及紡織品也反映了匈奴經濟生活受到漢文化的深刻影響。
2.漢文化對匈奴政治製度的影響。
南匈奴入居塞內後，在政治製度上受到漢朝製度文化的強烈影響，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職官製度和兵製的變化上。據《漢書·匈奴傳》記載，匈奴原來的職官製度是：設置左右賢王、左右穀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在他們之下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等官。諸大臣皆世襲封爵，小官不世襲。這種官製完全不同於漢製。
匈奴內遷後，受漢文化的影響，官製開始漢化。到了十六國時期，劉淵稱帝建國時，拋棄了從匈奴五部沿襲下來的匈奴舊製，而改用漢官製，采用漢官號。據《晉書》記載，西晉永興元年（304年）劉淵自稱漢王，改年號為元熙，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後。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遊為禦史大夫，劉宏為太尉，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晉永嘉二年，劉淵自立為帝時又立其妻單氏為皇後，子和為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從“單於”到“皇帝”，從“閼氏”到“皇後”稱謂的變化以及丞相、大夫、太尉、太傅、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北海王等漢官職的設置，完全是一個按漢族傳統製度為模本的匈奴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