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社會長期以來的一大特點是生產組織和軍事組織為一體。匈奴人平時為民，戰時為兵，但到了匈奴後期，實行了“勝兵”製度。有學者認為勝兵就是脫離生產，隻執行作戰任務的常備兵。常備兵製是春秋時期漢族社會的產物。齊桓公時，任命管仲為相，管理國家大事，在他的治理下，士、農、工、商各從其業。齊桓公組建起“教士”，即常備兵三萬，橫行天下，成就了桓公春秋五霸之首的地位。
漢朝建立的時候，實行兵農合一的更戍製度，青年男子，年齡在23歲至56歲之間，要為國家服兩年兵役。一年到京師充任“衛士”，一年在本地充任“材官”“樓船”一類地方兵。漢武帝改革兵製，從建元三年（前138年）設置“期門”開始，在繼續保持“更戍製”的同時，又采用“募兵”的方式，建立起一支常備軍，此後陸續建立的“羽林”“羽林孤兒”等均屬常備兵性質。漢代的常備兵待遇優厚、訓練精良，戰鬥力遠比“更戍”輪替之兵強得多。匈奴在與漢王朝的長期抗衡中，顯然領教過漢王朝常備兵戰鬥力的與眾不同，因而仿漢製建立起名為“勝兵”製的常備兵製度，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3.漢匈文化的相互影響。
早期的匈奴曾經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統一了大漠南北，東並東胡，西服西域，形成了統領其他少數民族共同抗衡大漢的強盛局麵。所謂“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充分表達了在強盛時期匈奴民族的自豪感和強烈的民族意識。後來，隨著匈奴社會的不斷發展以及與內地的頻繁接觸，漢王朝逐步摸索出揚長避短、克製匈奴的有效途徑。
外部壓力的加大促使匈奴內部矛盾不斷激化，雙方戰略態勢逐步發生了不利於匈奴的轉變。匈奴方麵已經出現了歸降漢朝就可以生存下去，否則就會危亡這樣底氣不足的議論。在南匈奴內附、遷入塞內與漢人雜居後，入塞匈奴在漢文化的熏陶下，漢化程度日益提高，逐漸形成了一種以子民身份認同中原王朝，自認是炎黃子孫的心理。
（1）孝道方麵。對原有習俗的揚棄強烈地表現出匈奴受漢文化影響的程度。《史記·匈奴列傳》記述匈奴之俗為貴壯健，賤老弱。此種俗尚的形成與匈奴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方式有密切的關聯，但在獨尊儒術、標榜“以孝治天下”的漢王朝士大夫和民眾眼中，這是“不孝”。冒頓單於弑父自立，一直是漢使攻擊匈奴的重磅炮彈。在長期交流的耳濡目染中，隨著匈奴社會農耕經濟成分的增長，匈奴社會的俗尚中逐步為孝道文化騰出了位置。
據《漢書·匈奴傳下》載匈奴稱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朝的聯係更加緊密，見到漢朝給呼韓邪的諡號為“孝”時，大家都很羨慕，這是匈奴社會俗尚受漢文化影響的明顯例證。
（2）婚姻製度方麵。匈奴原來實行收繼婚，根據《漢書·匈奴傳》記載：父親死了之後，兒子可以娶自己的後母為妻，哥哥死後，弟弟可以娶嫂子為妻，弟弟死了哥哥當然也可以娶弟弟的妻子。這種風俗的形成也是與匈奴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的，但在以“禮”為天經地義的漢族士民眼中，這是“亂倫”。對於這種收繼婚婚俗，投靠匈奴的漢朝宦官中行說曾振振有詞地為其辯解，但自南匈奴入居塞內後，在漢人儒家倫理觀念的強大壓力下，在這個問題上匈奴社會意識也在逐步改變。劉淵死後，他的兒子劉聰想娶他的後母單氏為妻，卻受到單氏親生兒子乂的反對，單氏也慚恚而死。單氏及其子劉乂，已經在按照漢族的倫理道德觀念來否定自己的習俗，這不能不說是漢文化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