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喪葬習俗方麵。喪禮是儒家儀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嚴格規定的內容。漢匈長期交流中，由於受儒家文化和漢族社會習俗的影響，匈奴人在喪葬習俗方麵也發生了變化。
早期的匈奴墓可以沒有“封樹”，後期則不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實力的增強，以及受到漢文化封樹、厚葬之風的浸染，五胡十六國時期匈奴貴族不但有封樹，而且有高大的陵園，對葬禮、陵園的規模也逐漸重視和講究，到後來幾乎和漢朝無異。
（4）匈奴文化對漢朝的影響。文化的影響是雙向的，漢文化在對匈奴的經濟、社會生活產生影響的同時，也不斷吸收利用著匈奴文化。尤其是西漢時期的騎兵建設和養馬業，深受匈奴文化的影響。為了國防的需要，從西漢初年起，就有不少有識之士開始研究匈奴，發展騎兵。
漢代騎兵的兵源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為歸降的匈奴人和其他騎馬民族；另一部分主要來源於西北各邊郡能騎善射的“良家子”，這些地區接近匈奴，頗受其影響。
從西漢中山王劉勝墓出土的跪擎銅燈的銅俑，以及山東地區出土的以胡漢交戰為題材的畫像裏的人物服飾來看，西漢時期內地的人們也對匈奴服裝有較深入的了解。匈奴語言中的個別詞，也被漢族借用，成為漢語最早的“外來語”，如“控弦”一詞。
匈奴有一種被稱為“胡茄”的吹奏樂器，東漢末到魏晉時也逐漸傳入中原地區，有不少漢人喜歡它。匈奴還有一種娛樂形式“胡戲”，也跟隨降漢的匈奴人傳入中原。另據《後漢書·五行誌》記載，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板、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貴戚也都競相效仿，可見匈奴文化對當時東漢社會生活影響之一斑。
（二）漢王朝對文化優勢的利用及其實效
匈奴社會受到漢文化的影響並不是一件孤立的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社會原因。從漢匈對峙總的態勢而論，西漢前期匈奴的優勢主要在於騎兵的機動性，這是一種硬實力，即軍事實力上的優勢。而漢王朝在物資及生產技術等硬實力和精神文化的軟實力方麵具有明顯的優勢。
由於漢王朝初建，大亂後民間還需要休養生息，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尚未解決，漢王朝與夷、越的關係也未能理順，漢王朝的綜合國力未能有效整合和體現出來。加之此時漢朝未能找到克製匈奴的有效辦法，故長期使用了羈縻之策，“約為兄弟”、和親，以及每年的大量饋贈，以減少匈奴對邊塞的壓力。但是，漢王朝並未完全消極應對匈奴的壓力，一方麵積極尋找克製匈奴的有效辦法， 另一方麵利用與匈奴的頻繁接觸，充分發揮自身“軟實力”的優勢、對匈奴實施文化滲透。
早在西漢初期，劉敬就提出了以漢地的倫理道德改變匈奴舊有的禮俗，以期匈奴在生活上、倫理上均依從漢朝的習慣。漢使與中行說之間的爭辯也從另一個方麵證明了這一點，漢王朝試圖通過文化上的優勢來影響和分化匈奴的意圖是明顯的。
西漢文帝在位時，賈誼提出用“三表”“五餌”來分化、漢化匈奴。所謂“三表”是向匈奴臣民宣傳漢王朝的立信義、愛人之狀、好人之技等倫理道德觀念，在匈奴民眾中樹立漢天子的仁德之君的形象，通過儒家的倫理教化，使匈奴人民向心來歸；“五餌”運用盛服、豐食、聲色、高堂府庫和禮遇等五種匈奴社會難以企及的高水平物質與精神生活條件引誘匈奴部眾離心離德，瓦解匈奴單於的統治，通過“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最終實現“引其心”，最終達到分化、漢化匈奴的目的。這實質上是利用文化優勢對匈奴實施的文化滲透，這就是孟子所說的“用夏變夷”。
“用夏變夷”思想最初是在春秋時期由孔子、孟子提出來的。
孔孟的這種思想就是對夷狄兼容並包，要用華夏文化去治理國家，去影響少數民族，最終實現“大一統”的政治目標。
漢政權憑借當時較為先進的封建禮義製度，通過盟誓和親、朝貢冊封、互市貿易、軍事征討等手段，恩威兼施，安撫與征討交替使用，力爭使匈奴族納入自己政權的控製範圍，使他們逐步接受漢文化，與漢族融為一體。事實上，漢政權對匈奴首領們封爵、賜官、賞物、聯姻等一係列“用夏變夷”的政策和措施，對匈奴族產生了強大的震懾力和吸引力，以至出現匈奴族不斷“歸化”“降附”“朝貢和獻方物”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