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江西盛產的鎢、錫，已由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統一接管，熊式輝動用影響力，讓資源委員會與江西省政府簽訂合約，所有經營鎢砂貿易的盈利，雙方各得一半。自1936年5月至1941年5月，江西省總共從鎢砂貿易中收入3509萬多元。這些資金投入到江西的戰時經濟建設中去，創辦了數十家省營工廠，涉及電力、機械製造、冶金、化學、紡織、印刷、碾米等多個輕重工業部門。所有省營工廠，均冠以“民生”二字。
江西工業原多聚集在贛北九江及景德鎮一帶，抗戰爆發後，工業重心南移，熊式輝遂將1940年定為全省“工業年”，同年9月在地處贛南的贛縣創設江西省工業實驗處，“意在研究本省原料之利用，設計和製造各種機械、器材，並使之漸趨於標準化”。
據統計，到1942年初熊式輝離贛時，江西省省營工業，“總共資本額達1600餘萬元，實際使用1000萬元，全年生產總值3400萬元，職員1000人，工人約5000人，年可盈餘500餘萬元”。
時人回憶，抗戰期間江西省省營工業的發展，“非但及時補充了戰爭中期的軍需民用，而且支持了江西人民較順利地渡過了戰時的後期難關”。1945年出版的《江西統計提要》記載，到1944年，包括中央政府和江西地方政府經營的工礦企業在內，全省官營工業的投資額達6420萬元。考慮到該省抗戰前的薄弱基礎，以及抗戰期間的動蕩局勢，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成就。
未竟全功
除著力推進近代工業外，熊式輝主政江西期間，農業生產也很快恢複，1932年全省庫存糧食為41萬擔，1934年增加到86萬擔，1936年更急升至372萬擔。交通基建則突飛猛進，如1934年7月開始修築浙贛鐵路，僅用了一年半，贛東北玉山縣至省會南昌一段就建成通車了，1937年抗戰爆發前南昌至贛西萍鄉段竣工。在當時的施工技術條件下，全長550公裏的鐵路，3年全部完成，速度實在令人驚歎。
熊式輝雖是行伍出身，卻很有市場推廣意識，在任期間多次開展提倡國貨運動，扶持和促進本省工業產品的銷售。如早在1936年5月，就借浙贛鐵路南昌段通車之際，聯合浙江省政府和浙贛鐵路局，組織全省60餘家廠商，在杭州和南昌分別舉行浙贛特產聯合展覽展銷會。展銷期間，江西特產在杭州極為搶手，景德鎮瓷器甚至出現脫銷，曾經三次回贛補貨。
他還十分重視總結施政經驗，1941年主持出版“熊主席治贛十周年紀念特刊”，即《贛政十年》一書，其中收錄《十年贛政之回顧與展望》《十年來之江西財政》等省政府各主要部門負責人撰寫的工作概述共45篇，以及他本人撰寫的《贛人治贛的真精神》一文。
在熊式輝督贛10年前後，“山西王”閻錫山、“南天王”陳濟棠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新桂係，也分別在山西與兩廣各自的勢力範圍內，推行社會與經濟建設，取得可觀成績。不同的是，他們都是與南京中央政府貌合神離、爭權奪利的地方軍閥，積極建設家鄉時不免摻雜私利，而熊則自始至終為蔣介石的部屬和忠實支持者。況且在辛亥革命後到抗戰爆發前的20餘年間，前幾個省份都有過或長或短的內政穩定，關起門來埋頭建設的時期，唯獨江西，幾乎總是在戰火中煎熬，能夠取得如此業績，殊為不易。
1942年3月，蔣介石將治贛政績斐然的熊式輝調往陪都重慶，擔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隨後出任駐美領使代表團團長，開始了他另一段政治生涯。
遺憾的是，熊式輝10年苦心經營江西的成果，最終還是大部分毀於日寇的炮火。1945年初，在太平洋戰爭中節節敗退的日軍，再度對中國內地發動大規模攻勢，贛西南戰役是其中之一。日軍兩個師分別從湘東和粵北，進攻贛西和贛南，國民黨軍隊敗退，江西臨時省會泰和及遂川、贛州等重鎮遭受蹂躪，省營企業大半被毀，最嚴重的泰和、贛縣兩地損失總計十多億元，僥幸保存者隻有6家，數十家民營企業更因來不及轉移，損失無法計算。
抗戰結束後不久，內戰又告爆發，接任熊式輝主持贛政的數任省主席，也就沒有餘暇再來搞建設了。
落日餘暉
曆史學家郭廷以在其名作《近代中國史綱》中曾記載：“1942年5月，熊式輝主張中國自行廢除不平等條約，宋子文（時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反對，胡適（時任中國駐美大使）不甚熱心。6月，熊改向白宮行政助理居裏獻策，謂美國對華援助物資有限，正應取消不平等條約，給予精神鼓勵。美國政府認為這是惠而不費之舉，經與英國交換意見後，10月9日，國務卿赫爾通知新任駐美大使魏道明（接替胡適），準備與中國談判放棄在華特權及有關問題的條約，另訂新約。同日，英國亦有此表示，繼之為加拿大、荷蘭、巴西等國。”
熊式輝結束赴美使命後，回到重慶當上了中央設計局秘書長。日本剛宣布投降，他就奉蔣介石之命，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兼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再度與中共正麵交鋒，爭奪東北。對手依舊，可是時移世易，他難現當年的神奇，不久即因接收東北失利遭撤換，改任國民政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的閑職，從此失寵於蔣介石。
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熊式輝擔心受到冷遇，未直接赴台，而是寄居香港和澳門，並動用積蓄嚐試在泰國曼穀經營紡織廠。可惜他雖然是軍政界老手，又推動過數以千萬元計的公營投資，親自當老板卻非所長，很快數十萬元投資就遭人騙光。走投無路之際，年過花甲的他隻得於1954年赴台。在台灣的最後20年裏，除平時偶爾與遭到蔣介石幽禁的緬北抗戰名將孫立人有所接觸之外，一心閉門讀書，整理曆年日記，寫作從政回憶錄《海桑集：1907—1949》。後來為該書作序的著名學者餘英時評價說：“《海桑集》是一本曆史價值最高的回憶錄，比一般老人晚年自傳或口述曆史更為翔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