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1歲的熊式輝病逝於台中。次年，對他先有知遇之恩後來卻棄之如敝屣的蔣介石辭世，又過了一年，他的同齡人、老對手毛澤東也走了，中國現代曆史緩緩翻過了最沉重的一頁。
還有一段小插曲：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的“中華民國”，重新獲得聯合國代表席位前後，時任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在聯大發表的多次講話，都需要翻譯成英文，但封閉許久的大陸缺少英文高手，代表團特地請來任職聯合國口譯組的華裔譯員熊元夏幫忙，一起逐字修改英文稿，以盡量達到“信、達、雅”的水平。而熊元夏，正是熊式輝之子。
想不到30年之間，熊氏父子以如此遙相呼應的方式，為中國人堂堂正正重返國際舞台，先後都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名鎮風流今何在？
1934年，為了謀求複興本地陶瓷業，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在景德鎮成立陶業管理局，力邀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杜重遠擔任局長，並創立陶業人員訓練所，製訂陶瓷工業的改革措施。
杜重遠是東北吉林省人，早年留學日本，專攻陶瓷，回國以後曾在沈陽創辦瓷業公司，蜚聲瓷業界。“九一八”事變後回到關內，在上海結識鄒韜奮、沈鈞儒、胡愈之等人，成為鄒韜奮主持的《生活》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從上海來到江西任職期間，他極力提倡用機器製坯代替手工捏坯，改築煤窯取代柴窯，以印刷彩飾替代手工筆繪，以期在江西全省示範推廣新的瓷器生產工藝，為江西特別是景德鎮瓷業的改進和發展貢獻良多。
1935年5月，杜重遠主編的《新生》周刊因“涉嫌反日言論”，遭上海市國民黨當局查封，杜被捕入獄，後在輿論壓力下被提前釋放。但西安事變爆發後，因與張學良關係密切，身在景德鎮的杜又被軟禁。幾經反複，他在江西的瓷業改革努力，隻有半途作廢。而經過八年抗戰，“瓷都”景德鎮昔日繁華一落千丈，戰前全鎮本有瓷窯150餘座，年產瓷器近2億件，戰時下降為300萬件，戰後瓷窯隻剩下76座，年產量不過區區2萬件。
景德鎮的落魄，無疑是與其並稱“江西四大名鎮”的樟樹、河口、吳城近代以來集體起伏浮沉的典型縮影。
地處南昌西南的清江縣樟樹鎮，瀕臨贛江，水運便利，明清數百年來，都是全國數一數二的藥材集散地和製藥技術中心，號稱“江南藥都”，以至於國內藥業界有所謂“藥不過樟樹不靈”一說。以相鄰的豐城藥商為主的樟樹藥幫，人多勢眾，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各主要藥材產區和交通要道，與川幫、京幫並稱全國三大藥幫。直到抗戰期間，估計從業者仍有七八萬人之多。
地處贛東信江之濱的鉛山縣河口鎮，明清時期是閩、浙、贛、皖、湘、鄂、蘇、粵各省百貨集散地，沿江十多處碼頭泊船達數千艘，號稱“八省碼頭”，極盛時有店鋪2000多家，大小紙店100多家，茶行50多家。民間有“買不盡的河口，裝不完的漢口”之說。
而鄱陽湖西岸的新建縣吳城鎮，明代崛起，清代鼎盛，是江西商業貿易轉運中心，全盛時期常住人口七萬，流動人口兩萬多，其富裕程度可從一首當地民謠窺見：“嘉慶到道光，家家喝蜜糖，狗不吃紅米飯，十八年洪水未上。”到民國初年，該鎮城區人口仍達5萬之多，為江西規模較大的城鎮之一。
江西境內有贛江、撫河、信江、饒河、修河五大河，又有鄱陽湖通達長江，因水運發達得以長期占據全國南北交通要道。但近代以來，隨著沿海沿長江各口岸開埠，海運勃興，江西驟然變為國內交通的死角和國際國內市場的末端。再加上鐵路、公路陸續修建，依水而興的省內四大商業名鎮，麵臨日益嚴重的競爭格局和生存危機。
同時，自晚清到民初國門洞開後，江西各鎮曆來內外貿的大宗商品，如瓷器、茶葉、紙張、夏布等手工業製品，因工藝落後、成本高昂，敵不過相對價廉物美而大舉湧入的“洋貨”，相關行業遂紛紛走向衰落。
近代波及江西的曆次戰爭，更直接打擊了各鎮的商業元氣。僅以抗戰時的吳城鎮為例，1939年初，該鎮遭到日寇空軍飛機和海軍艦艇的狂轟濫炸，城區建築破壞殆盡，商戶和居民紛紛逃亡，從此鎮容蕭條，一蹶不振。到1949年時，全鎮隻剩下2000餘人和二十來家商鋪。
除景德鎮在抗戰前因銳意改革瓷業一度複興外，江西省內其他傳統名鎮，亦不複當年之勇，而1860年開埠後走向興盛的九江，1899年起大規模采煤後來居上的萍鄉，取而代之成為江西近代化城市的代表。比如20世紀30年代，九江港碼頭增加到10座，港內可停泊吃水12.5米、載重8000噸的海輪，碼頭工人多達3000餘人。以九江為中心的贛北公路網，也在此期間形成。1929年中國航空公司開辟滬漢（上海到漢口）航線，九江為其分站之一，主要業務是運送郵件。
可惜的是，1938年日軍占領九江後，實行嚴酷的殖民統治達7年之久，九江城市建築破壞無遺，市麵慘淡蕭條，與景德鎮、吳城鎮等一樣，難逃浩劫。這種衰頹境況，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國內大局穩定後，才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