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鼎力協助程硯秋的重要人物，則是1949年以後成為中華全國工商聯合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陳叔通（浙江杭州人，1903年中癸卯科二甲第38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29歲東渡日本，入東京政法大學專攻政法科。回國後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創辦杭州第一個女子學堂，創辦《白話報》和上海合眾圖書館）。他的作用對於中後期的程硯秋來說，幾乎超過了所有的人。如何為人，怎樣處世，陳叔通都能做到具體指導。有幾件小事，給我的印象至深。比如羅癭公去世後，有人覺得程硯秋可能也快要不行了。大幕已落，世味已薄，程硯秋到王瑤卿家竟也感到了絲絲涼意。這時的陳叔通致函（1930年2月11日）明確地說：“新戲多編，弟意有時仍須請教瑤卿，不可對他太冷淡。”同年程硯秋到上海演出，陳叔通活像羅癭公轉世，隔三差五地寫信做“遠程教育”。當聽說配戲的小生薑妙香與程“掰”了，即在11月24日信裏說：“兄性以人格論是第一等人，但處世則非遷就三分不可。”兩天後，又補寄一函，說：“妙香已見報，但是不可怒，不可懊喪，須堅韌渡過去……但妙香亦不可就此決裂，天下事要看得透，還要大度包舉。再弟尚有一語，兄所得之錢乃血汗得來，股票不可買，不可入股，銀號即利厚不可貪，弟意存入中國與興業兩行均可，千萬！千萬！此中事我較明白，決可負責。還有一件事，曾寫信與仲蓀先生，即年齡關係氣息似弱，況以唱為生涯，不知有向來熟悉之醫否，姑與一商，每日試服黃芪、紅棗加陳皮，我40年前為講師試服有效，冬令更宜，分量寧少，試驗再看，有外感即停止……”讀著這樣的信函，我心裏都熱乎乎的。
1933年，程硯秋從歐洲回來，需要重新物色和自己配戲的小生演員。為此，陳叔通先看上俞振飛，後又聽說葉盛蘭不錯，便在俞、葉之間反複盤算、再三掂量，其中1934年4月18—19日信是這樣寫的：“昨發快信後再四思之，葉（指葉盛蘭）身材如何？有無倒嗓之事？亦須想到扮相、台步、聲音，果下得去，決計拉葉。初出山較易與，且年輕尚可求進步，又有繼仙為師（指葉盛蘭曾受業程繼仙），在玉霜（程硯秋字）成本較輕，自足合算矣……弟力主俞（振飛），祗以無好小生，則舍俞亦無他人也。葉果是後起之秀，則不如舍俞而取葉。”伶人一向有置房產的習慣。這一年，程硯秋想再添置一所宅院，還有人請程硯秋去剛剛建立的“滿洲帝國”演出。陳叔通知道了這個情況，馬上托人給他帶去一信。信中明確地說：“我有一言不能不預為提明：華北，此終非吾土，而兄之身份苟尚可比，能否逃士大夫之責備？如到已非吾土之時，猶能作久居之計，則屋可買……弟意或在天津英、法租界買一屋較妥。人苦不得名，然名之所在，謗亦隨之，要在自問過得去否？假如滿洲得往演唱，恐亦不能去！此即有名之人不易做人也。”很快，日軍侵占了冀東、察哈爾，中日簽定了《塘沽協定》。
應該說，自上個世紀20年代經羅癭公介紹結識了陳叔通，程硯秋的確深受其影響。舉凡為人演劇諸事無不求教之，引為知交。可謂經緯萬端，逐條指導。陳、程交往持續到1949年以後。紅色政權剛剛建立，陳叔通函致程硯秋（1950年7月28日），對他明言：“以後不再是掛頭牌的時代。”並叮囑“在向周揚（中宣部負責人）彙報情況的同時，一定也要向田漢（文化部戲曲改進局局長）做同樣的彙報”。1957年2月13日，他致函程硯秋，切囑：“你以後千萬對周（揚）、田（漢）、夏（衍）要謙虛，說明要他們指教……”
這裏，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對陳叔通的勸告指導，程硯秋決非言聽計從。比如，陳叔通對程硯秋力排對其藝術大有幫助的李煜瀛和金仲蓀。但程硯秋覺得李、金二人多年來給自己幫忙，雖是從政壇退出來的閑散之人，但樂意辦事，又具才華。對他們而言，亦可消磨時間。對自己來說，“舊社會是看不起唱戲的，我借此亦提高我一個舊演戲的演員的身份”。不管政權如何更迭，程硯秋始終堅持這個見解。他寫於1957年的自傳裏，也用了很多筆墨來解釋對這樣一些“有問題的舊式人物”的看法。程硯秋說：“聽李君（即李煜瀛）常常講世界和平、國內和平等等言論，他不主張殺生，沒有煙酒嗜好，又吃素，太太奇醜無比的；又見他從早到晚在街上到處奔走，一切言論行動給我很好的印象。聯想到別的政治騙子是挑撥是非、幸災樂禍、渾水摸魚、吃喝嫖賭、貪圖享受，把痛苦加到別人身上，李君總比這些騙子們要強得多些。同樣騙來的錢，就看他們是如何的花法了。李同鄭毓秀、魏道明好像個小集團似的，我問為什麼同他們在一起呢？李回答：辦社會事業什麼人都應該有，好比毒藥亦可救人亦可害人。我覺得比喻得很對。叔通先生屢勸告不聽，總是堅持我的主觀看法……雖然叔通先生罵他們一個是失意的政客，一個是政治騙子拖我下水。現在再看以前的通信，我還認為他們對我是善意的。”
陳叔通曾說，程硯秋這樣的知交“在塵世中不可多得”。今天這樣的朋友還有嗎？真是引人懷想。
歐洲行
程硯秋和梅蘭芳、馬連良一樣，都是戲曲改革家。應該說，那時人家就懂得啥叫“與時俱進”和怎樣“與時俱進”了。
1932年1月4日，程硯秋為赴歐洲考察戲劇，寫了《一封留別信》。每次讀這封信，都覺得程硯秋比現在的戲劇理論家要高明。這裏，我抄錄一段請朋友們看看：“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是顯然不同的，因而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也是顯然不同的。但是，看一看現代的趨勢，一切一切都要變成世界整個的組織，將來戲劇也必會成為一個世界的組織，這是毫無可疑的。目前我們的工作，就是如何使東方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要使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溝通，我們不但要求理論能通過，還要從事實上來看一看有沒有這種可能。中國戲劇的臉譜似乎很神秘奇特，但是西方戲劇也未嚐無臉譜，許幸之先生的《舞台化裝論》裏，從演員的麵部上指出各種特征來，便是西方戲劇臉譜的說明。再則，以前西方戲劇，在寫實主義的空氣下籠罩著，與中國戲劇之提鞭當馬、搬椅當門的，差不多是各自站在一個極端。現在，西方寫實主義的高潮過去了，新的象征主義起來了，從前視為戲劇生命所寄托的偉大背景，此時隻有色彩線條的調和，沒有真山真水真樓閣的保存了。尤其是自戈登格雷主張以傀儡來代替演員，幾乎連真人都不許登場了。西方戲劇這種新傾向，一方麵證明了中國戲劇的高貴，他方麵又證明了戲劇之整個的世界組織為可能。舉一概百，西方戲劇之可以為中國戲劇參考的，當然很多，硯秋一個人的聯想力是很有限的，希望各位前輩暨同人，大家把在中國戲劇與西方戲劇之間所產生的聯想都提出來，交給硯秋帶到歐洲去實地考察。這樣，將來硯秋回國，在各位前輩及同人麵前報告的，或許有供參考的價值了……”當時的人們就認為：梅蘭芳遊美（國）是把成熟的中國戲劇，介紹於西方；程硯秋赴歐是考察西方的藝術，用於中國戲劇的改良。
1月5日，梅蘭芳為他舉行歡送大會。13日，程硯秋自天津赴塘沽搭乘日輪濟通丸，赴大連港而後換乘火車，一路西行，開始歐洲考察。先抵莫斯科，再去巴黎，5月份到德國，他在柏林音樂大學參觀。學生的鋼琴演奏和男高音的演唱，引起程硯秋思想的強烈震動。27歲的程硯秋，內心熱烈而敏感。回想起自己學藝生涯的苛酷無情，他深深感受到西方藝術教育的科學性、理論性和人性溫暖。從這一天起，程硯秋就多了一樁心事。他主動增加了和德國音樂家的交往活動，洽談合作事宜。他把李白、杜甫的詩譜成曲，參與演奏實驗。他在給夫人果素瑛的信裏說明，自己準備接家眷在德國定居，要就讀柏林音樂大學。為表示這個決心，也從這一天起，程硯秋開了煙戒，也破了酒戒，大吃肥肉，大抽雪茄。一個月以後體重驟增，還特地拍成照片寄回北京。陳叔通聞訊，驚恐萬分。連連函電發來，借程劇團同人生活困難為名，督促他拋棄妄想，火速東旋。程硯秋手裏捏著這些函電，心情大壞。“來時衰草今見綠，一瞬春花葉複黃。”這是他在哀歎鬱悶中寫下的詩句。向往好的，學習新的——這是自然人性的表現，也是健康心智的追求。但自身以外的勢力卻能極其有效地逼著自己繼續操持舊業，退回到那個非常實在、實際、實用的圈子裏。程硯秋必須就範！他乖乖地回到北京，回到了梨園行，盡管這是一種極不情願的就範。所以到了考察後期，他的側重點就放到了搜求圖書、劇本、圖片方麵。程硯秋購置劇本2000多部，圖片5000多張，書籍800多種。
民國23年（1934年）的6月1日，他親自帶著10歲的長子（永光）從上海啟程經意大利、法國轉到瑞士，安排在日內瓦世界學校讀書，費用自付。程硯秋沒有忘記當年的誓言，說到做到——讓自己的後代無一人唱戲。應該說，他對藝人的粉墨生涯有愛與樂，也有恨與悲。
男子氣派
程硯秋有幾個嗜好。
他喜歡酒，也愛抽煙。前麵說了，他是酒嗓，越喝越好，所以他不忌酒。就是呆在家裏，也常獨飲自酌。酒席之前，更是當仁不讓。且其量之大，無人可及。民國15年（1926年）7月，程硯秋赴香港演出，一曲清歌，萬人傾倒。英人總督特贈他120年陳白蘭地兩瓶。
說到酒，我還想起了吳祖光的描述。上個世紀50年代，中央文化部決定把他的《荒山淚》拍成電影。導演是吳祖光，吳在回憶該片攝製工作的文章裏說：“我們經常一起擠公共汽車，一起吃飯。唱了一輩子旦角的程硯秋卻有著典型的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派。這也表現在他的日常生活和嗜好方麵。譬如他抽煙抽的是粗大的烈性雪茄煙，有一次我吸了一口，嗆得我半晌說不出話來；喝酒也喝烈性的白酒，而且酒量很大，飲必豪飲。我勸他，抽這樣的煙、喝這樣的酒會壞嗓子，應當戒掉。他淡然一笑，說：‘嗓子不好的，不抽煙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煙喝酒也壞不了’”。
程硯秋最喜歡看電影，凡有名片上演，他是從不錯過。在老北京的真光電影院或平安電影院，常能看到他的蹤跡。他外出喜歡穿中國長袍，這與經常西服筆挺的梅蘭芳，大不相同。所以，人們看見他是長袍一襲，手提一隻公文包進電影院。程硯秋多半是坐在樓上後排，有人懷疑他是遠視，也有人認為是怕別人認出自己。
程硯秋的另一個愛好是打太極拳。每日清晨，他一定在自家庭院打一套太極拳。他不但打得好，功夫了得，且極有研究。看過《春閨夢》的觀眾，就能從那段表現夢中情景的動作裏，領略他的太極功夫。舉手投足之妙，與今天電影的“慢鏡頭”一般無二。再加上且歌且舞，居然能唱完這一段“南梆子”之後，神色自如，不喘氣，不出汗。這憑什麼呀？就是憑他的唱工、做工和太極功力了。
說到程硯秋的男子漢血性，就一定要講他和日本人的鬥爭。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戲也沒法唱了，平漢路也不通，程硯秋聞訊後，想方設法從太原趕回北京東城什錦花園的住所。20日，日軍猛烈轟擊宛平城和長辛店，29日，日軍進城，北平淪陷。紫禁城下空蕩蕩，人們躲避在家，傳到每一個人耳朵裏的，隻是日本軍人整齊的皮靴聲和雜亂的馬蹄聲。他與夫人相對無言，因為就在3個月前，自己和尚小雲還為29軍軍長宋哲元將軍表演了《弓硯緣》和《青城十九俠》，座中還有副軍長佟麟閣、師長趙登禹。而3個月後，將軍卻已倒臥在沙場。日本人找北平梨園公會，要其組織藝人為捐獻飛機唱義務戲。程硯秋說：“我不能給日本人唱義務戲，叫他們買飛機去炸中國人。我一個人不唱，難道就有死的罪過？誰願意去唱誰就去唱，我管不了。”第二年（1938年）梅蘭芳隱居香港，餘叔岩沉屙難挽，楊小樓病逝。程硯秋繼續支撐著舞台直到1942年，他不與偽政權合作，不唱義務戲，不去滿洲國，劇場不留“官座”，這引起了當局的不滿，迫害也就接踵而至了。
1942年的9月初，程硯秋自上海經天津返回北京，在前門火車站受到日偽鐵路警憲便衣的盤查搜身。他忍無可忍，厲聲嗬斥：“士可殺不可辱，你們要幹什麼？”說著便走近一根柱子，立在柱前，以防後麵遭襲。為首的一個上去就動武，他揮拳還擊。後麵的幾個狗腿子，遂一擁而上。程硯秋是來一個，接一個，把幾個警特打得輪流倒地，狼狽不堪。程硯秋也就停了手，從地上拾起帽子。
狗腿子對程硯秋說：“以後碰見再說。”
“好，後會有期。”程硯秋說罷，整整衣冠出了車站。
回到家中，他才發現手腕上的金表沒了，耳朵也被打壞了。事情說起來像俠客大片一樣生動，又像一場程派太極拳表演。從此，一座北平城，傳遍了程硯秋的身手如何如何。這事在當時、在今日，也決非哪個人隨隨便便就可以做到的。此後，日本憲兵和特務一直盯著程硯秋，還闖入其寓所搜捕他。1943年的8月，當他得知金仲蓀夫妻患病又遇房東催逼搬家的消息，他在電話裏勸金先生不要太悲觀，說：“好戲還在後頭，墨索裏尼暫時休息，希特勒唱累了休息為時恐也不遠了。”
梅蘭芳是有民族氣節的，抗日時期“蓄須明誌”。其實，程硯秋也一樣有民族氣節。
息影務農
程硯秋聰穎過人，也堅毅過人。自那次前門火車站遭鐵路警憲盤查群毆後，他決定息影務農。第二年（1943年）3月，程硯秋先後在北京海澱青龍橋物色鄉居房屋，又在紅山口、黑山扈一帶洽購旱地60畝，準備棄藝務農。熙攘人世，若能與自然機趣相契，便倍加珍視。他在日記裏寫道：“早思在海澱買房，思做農夫，不知能否達到此目的。並將大兄二嫂和三兄嫂等安置海澱，亦備自作歸計，大家也可減少開支。理想如此，不知白住者願不願意出城來住？”又說：“因我極喜園藝生活，與世無害。演戲生活暫停不能不另做生活，以免落得白食飯無可對天。我常感做官之無味，尤其做現代官，也極想子弟們務農，兒孫們的心理恐怕與我不同。”
一條溪水，幾片白雲，柳梢月色，板橋殘霜，都令程硯秋感懷不盡。他自己做飯，從早忙到晚。有朋友來探望，也是自己做飯，請吃窩窩頭。夫人來青龍橋代洗衣服，程硯秋將初學乍練的貼餅子奉上，還一個勁兒地問：“好吃嗎？”他學著耕地，耕了一畝，鏵破了一塊，又耕一畝，又破一塊。損失雖大心情頗佳。人家說，他的樣子“有馮玉祥之勢”，他說：“馮玉祥焉有我精神！”種地需要澆水，他請人裝轆轤。安裝好了，程硯秋興致勃勃地一邊澆水，一邊唱歌，還與安裝工人一起，喝酒吃肉。他的鄉居生活也並非全無煩惱。1944年，他想“擴大再生產”，於是乎買地，買驢，買飼料，買肥料，以及再購大木窗、鐵釘、石板等供修建新寓所之用。為了承種更多的田地，程硯秋不得不宴請有關人等。兩桌粗菜連酒，就花掉600元（偽幣）。這樣一來，夫人就不大高興了。夫人來，他也不大高興了。日記裏有這樣記載：“夫人來了6天，將我每日所吃的最高待遇：白麵、蕎麵、豆麵炸年糕均吃去了。素瑛回城內，再住亦沒的可吃了。”夫人埋怨丈夫務農花錢太多，且什麼都不許老管家把家裏東西往鄉下拿。對此，程硯秋也生氣也傷感，他在日記裏寫道：“好笑！我想一定覺得凡在青龍橋所用之物，同填海眼般從此一去不回返似的。我亦感覺自己太傻，清閑之福不安享而又經營地畝建築房屋。人生如雲煙夢幻，何苦自己苦自己，不曉得數年後，所有的東西又便宜了哪個？所有一切均我所掙，為什麼我就應這樣待遇，不是不公平嗎？我真覺得太冤，人生再有20年就死了，何苦太自苦，倘留不肖兒女胡花，更冤……”
緊張耕作，閑來讀史臨帖——這是程硯秋務農時期的日常生活內容。但“人生是大苦事，一切如夢幻”——卻又是他在日記裏反複詠歎的話語。應該說歸隱西山，在程硯秋是蓄誌已久的。早年他在上海演戲的時候，就曾請老畫師湯定之作《禦霜鋎圖》，預示著入山隱退之意。詩人周今覺為《禦霜鋎圖》題詩四首。其中的一首是這樣寫的：“一曲清歌動九城，紅氍毹襯舞身輕，鉛華洗盡君知否？枯木寒岩了此生。”在他心裏，息影舞台、安於農事真的是一個不錯的歸宿。用他自己話來說，就是“所謂好花看到半開時，何況是快落之花呢”。但人又是複雜的，在以耕讀為業的同時，他並未忘懷舞台。“不唱可惜呀！”這話傳到程硯秋耳朵裏，又頗感欣慰，覺得不枉自己多年苦練習。他時常對梨園界朋友折簡相召，大家吃著棒子麵的窩窩頭、醃蘿卜條，喝著小米粥，天南地北地縱談藝術，其樂陶陶。劇作家翁偶虹是他鄉村居所的常客。麵對粗茶淡飯、土屋繩床，程硯秋不止一次地提醒翁先生，請多留心，遇到適合於自己演唱的材料，希望仍能編寫為劇。為此，他解釋道：“我現在雖然不登舞台，但是倉庫裏的後備物資，不能漠然視之。有朝一日，陰雲消盡，我還是要為京劇服務。”
他歸隱西山時，曾將自己喂養的鴿子分贈友好，一年後，一隻鴿子忽然飛回程家，這令程硯秋驚喜又感慨。有朋友說：鴿子歸巢，說明他謝絕舞台的日子快結束了。果然，日本投降後他搬回城裏，立刻著手恢複演出的事宜。
辦學
從1930年到1940年年底，他創辦了中華戲曲專科學校，聘請燕京大學畢業的焦菊隱為校長，後焦去法國留學，由金仲蓀接替。程硯秋出任董事長。辦學10年間，培養了德、和、金、玉、永五個班，共200多學生。宋德珠、李和曾、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王和霖、李玉芝、白玉薇等名角，皆出其門下。程硯秋廢除了磕頭、拜師、體罰等老班社的規矩。在舞台上，不準飲場，不準用檢場人，不準用跪墊，即使像《玉堂春》裏的蘇三整場都是跪唱，也不許用。除了專業課程以外，還開設了文化課。其中包括國語、古文、曆史、地理、美術、算術、音樂、音韻、英文、法文、日文等課程，其分量超過當時的初中。他還組織學生排練西方話劇，如《梅蘿香》（華爾克著，顧仲彝譯）等。全校實行獎勵製度，每年評定一次優秀生，頭5名發給12元的獎學金以及銅鎮尺、乒乓球拍子等物。這樣的舉動，在當時被某些人視為“歪門邪道”。程硯秋治理學校的突出思想，就是“演戲要自尊”。他常對學生們說：“你們要自尊，你們不是供人玩樂的戲子，你們是新型的唱戲的，是藝術家。”他又對女學生講：“畢業了不是讓你們去當姨太太。”
最終學校還是停辦了，到了1943年3月程硯秋還在處理學校解散的善後事宜。先是償還1.6萬元（偽幣）的債務，再變賣學校的大汽車、戲箱、家具，最後再賣掉北京東華門大街南翠明莊校產才償還了全部的債務。數年間賣掉若許之物，程硯秋心情沮喪，形容自己“像個敗家的旗人大少爺”。
1944年在務農時期，為了使青龍橋周圍的農家子弟讀上書，也創辦了一所功德中學，地址就是殘破的功德寺大廟。他自掏腰包修繕校舍，定製桌椅，聘請老師，還讓自己的老管家去看門做飯。接著又買下占地18畝的金家花園專作學生宿舍。他規定農家子弟入學，一律免收學費。後來從城裏來了一批流氓學生，打架鬥毆，欺負女生，嚇得當地孩子不敢露麵。因貨幣貶值，教員也三天兩頭鬧著要求漲工資。一個謀福利、積公德善舉，成了一個沒底兒的大坑，隻見沒完沒了地向這位藝人董事長伸手要“銀子”，卻沒見辦出什麼有益於農村教育的事來。程硯秋吃盡苦頭，學校越辦越辦不下去。一次他去天津，見到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就把自己熱心公益興辦鄉村教育的苦惱說了出來。一點兒也不覺奇怪的張伯苓勸導他，說：“你可不是搞這行的，不知道社會上專門有一批吃教育飯的人。你現在又不演戲，隻出不進，一個人養活這麼一大批人。日子長了，非把你吃垮不可。還是趕快收攤為妙。”
他收攤了，當局接手了，功德中學更名為頤和中學。他把金家花園改為程家花園，間或來此小住。抗戰勝利後，目睹官場的腐敗，他沒高興多久。程硯秋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灰心失望，過著一種時隱時顯的生活。
聽朋友說，頤和中學今天還在呢！現在就讀的學生知道創辦人程硯秋嗎？
“新豔秋”事件
有人說，程硯秋太“獨”。這主要是指他的私房戲不肯輕易傳人。程硯秋覺得這樣做沒什麼不對。他說：“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什麼‘祖傳秘方’、‘私藏珍本’等等，不也全是這樣‘獨’嗎？”其實，他的“獨”是有所針對的。針對的是未經許可和同意，暗中把劇本及表演偷傳出去的人。這裏要介紹一個女演員，名叫王玉華，藝名玉蘭芳，後改新豔秋。這個叫玉蘭芳的女士本來是唱河北梆子的。1925年左右，自從和哥哥一起看了程硯秋以後，兄妹倆一起迷上了程派。她當即暗下決心：不唱梆子，唱京戲，且一心學程。每有演出，她和哥哥必去“偷戲”。倆人躲在戲院樓上的角落，哥哥專記胡琴、唱腔的工尺譜（即曲譜），她就用心記下全劇的唱、念和身段。戲散人靜後，二人步行回家，一路研究剛才看戲之所得。說著說著，就比劃起來：哥哥哼著胡琴伴奏，妹妹一邊唱著，一邊就走起身段來。回到家中多困也不敢睡覺，接著練。沒有鏡子，就在月亮地裏練。從影子裏，看自己的身段，非把當天所學熟記在心才行。有時，一弄就弄到天大亮。在梨園行，這叫“偷戲”！“偷戲”是大忌。為了怕被人認出來趕了出去，新豔秋是化裝成男孩子去劇場的。幾年“偷”下來，就把程硯秋早期代表劇目都“偷”到了手。梅蘭芳和齊如山看了她的表演，驚異地說：“這孩子的唱法，很像程老四（即程硯秋）呢。”就建議她拜程為師。結果可想而知：被程婉謝。之後，經前輩介紹，新豔秋拜了梅蘭芳。但她實在是喜歡程派。既然得不到親傳直授，她就繞著彎子學。一是拜了程硯秋的老師王瑤卿為師；二是向給程配戲的搭檔、夥伴學習。見她苦心學程，人家也就樂於指點。當她覺得時機成熟了，便亮出了“程派”的旗號，改名新豔秋。連她自己也覺得這個藝名是對程豔秋“不大尊重”。但她顧不上這些，為什麼？用她原話來說是“為了舞台上站住腳，能紅！”還說：“我為了唱戲成名，對不起程先生。”——一個人做於心有虧的事，其實心裏是明白的。
有心計的她不僅紅了，還和程硯秋叫板又較勁。一是忽出奇兵，策動了“鳴和社倒戈”事件。簡單說，就是用重金把程硯秋“鳴和社”戲班裏的小生演員買通，連人帶程派劇本都弄了過來。要知道戲曲舞台必須有生旦相配，故程硯秋怒不可遏。二是趁程硯秋赴歐考察之際，她大唱特唱。三是把與程硯秋同台合作的人，拉到自己的班社中，陪著她唱。效果當然是立竿見影的：“一下子，我就紅得發紫（新豔秋語）。”當程硯秋發現曾與自己合作得很好的小生將他的本戲偷傳給別人時，便與之斷然決裂。後來每當他演出，隻要聽說有人來偷記他的劇本唱詞、念白、唱腔、身段時，他立即把琴師找來，在後台臨時變動主要唱腔。叫那些偷藝者摸不準、學不去。程硯秋的“獨”，看起來挺自私的。我倒佩服程硯秋的“獨”，因為他最早懂得知識產權的保護。
前不久，曾和幾個北京老字號藥鋪的後代聊天。我問：“公私合營以後，你們的生活怎麼樣？”
“一落千丈。”“為什麼？”
“因為公私合營的前提是必須交出製藥的祖傳秘方。獻上秘方，你就什麼都沒有了。”我恍然大悟。
新政權
程硯秋的後期，一直住在北平西四報子胡同18號。1948年北平圍城時，它的前院是國民黨政府軍的一個團長占用。他的西郊程家花園的四合院曾被共產黨華北野戰軍占用。葉劍英初抵北平也曾暫居西郊的程家花園。1949年春，一個濃眉大眼的先生帶著個年輕人叩響了他家的大門，開門的是程派弟子王吟秋。
來者問：“程先生在家嗎？”弟子答：“師父出去了。”“那給程先生留個條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