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流士雖然還有，但由於戰亂，從安史之亂到五代十國流民就成了遷入華南漢族的主流，形成了比兩晉規模更大的移民浪潮，正如史籍所雲：“天下大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辟地，多遊焉。”這些流民一般從福建、江西、湖南進入粵東、粵北，擴散至粵中，遠及海南。如渤海吳氏，“散處中州，其後隨王潮入閩，而入於粵之潮、嘉等處”。洪州人古蕃，“當五季之世，中原擾攘，遂南遷嶺表；長（子）曰全交，次全規，居江下，三全則，居自沙，四全望，居增城，五全讓，居惠州，六全賞，居高州”；滑州人劉溶，“以中原亂離相繼，避來嶺表”，所以，位於今廣東的潮州、封州（治今廣東封開縣境），廣西的欽州（治今廣西欽州市境）以及海南，這時都有北方漢族流民的遷入，唐後期潮州城東瓷業發達，產品質量甚高。當地人皆操中原口音，很可能為來自河南的移民。青海牙將劉知謙，本壽州上蔡人，於唐末避亂客居封州。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述欽州部分漢族“曰北人，語言平易，而雜以南音，本西北流民，自五代之亂，占籍於欽者也”。海南島的移民，也多於五代遷入。例如在儋州，五代末中原來避亂的大家世族，便有杜、曹、陳、張、王等12姓。安史之亂後流民的大批遷入嶺南，使嶺南的人口激增，《新唐書·徐申傳》載，徐申於安史之亂後四十年任韶州刺史，“始來韶，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間戶口增加一倍半。《元和郡縣誌》所載元和戶口多於天寶的全國11州，其中嶺南道的廣州元和戶（74009）比天寶戶（42235）增加75％、即3萬多戶。所以，五代十國時，劉岩在廣州稱帝建立南漢後，就在粵東、粵北、粵中地區增置了齊昌、韶州兩府，禎州、敬州、英州、雄州等4州。廣東流民大增，廣西亦然。唐鹹通年間（873年），廣西附近數道破產的遊民，為求活命，大量流入邕州一帶，容州地區遂形成“廣人與蠻雜處”的格局。
在漢族大批遷入嶺南之時，也大批遷入福建。僅貞元四年（788年）“奔閩之僧尼士庶”一次便達到5000人。唐文學家徐彥伯的兒子徐務、宋代築木蘭陂的李宏的祖先、河南考城人江文蔚等皆於此時避亂入閩。及至唐末，光州固始人王潮率兵入閩，有眾數萬，後王氏割據福建，部眾皆居留福建。王氏部眾以光州人為多，史載“光人相保聚，南徙閩中”。五代福建觀察使王審知為人儉約，好禮下士，不少士人皆自中原遷居福建，如“王淡，唐相溥之子；楊沂，唐相涉從弟；徐寅，唐時知名進士，皆依審知仕宦”。
由於唐後期五代移民較多，福建人口迅速增加，北宋初，福建戶數較唐開元增加三倍多，以唐天寶福建各州轄境為單位，唐開元至北宋初太平興國年間的各州戶數增長百分比，以西部建州為最高，達837％；依次向汀州、福州、泉州遞減。可見唐後期五代遷入福建的漢族流民主要來自江西、浙江西部，然後經閩江而向東，向南、北兩側轉徙。
隋唐之時遷入華南的漢族除了流士和流民以外，也有駐守落籍的軍人。如唐王朝在與南詔相爭之時，還派大批軍隊到廣西駐防，僅大中年間，派到邕州駐防的軍隊就有1萬人左右。又如總章二年（669年），福建南部漳州地區“蠻僚”起兵反唐，光州固始人（今河南固始）陳政奉命率將士113員、府兵3600名進入閩南，後其母和兄弟又帶領58姓軍校前來支援。平叛後，陳氏子弟及其部下皆定居在漳州一帶，成為今漳州、潮州居民的先祖。隋唐漢族的大批遷入華南，推動了華南漢族的進一步發展，其結果是一方麵使得已開始漢化的俚人進一步漢化，經過隋唐民族融合的熔煉，與漢族雜處的俚人“自隋唐之後漸襲華風，休明之化，淪洽於茲：椎跣變為冠裳，侏倩化為弦誦，才賢輩出，科甲蟬聯，彬彬然埒於中土”。與此同時，華南漢族中的粵人在其形成的道路上走完了最後一個階段，即將最終形成。所以唐代廣東的戶口較隋增加了一倍多，即從隋代的102780戶，增加到唐代的209584戶。可見，俚人確實已“列為郡縣”，“屬於中國”，“同之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