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西北屯田，不僅部分解決了宋軍的給養問題，更大大促進了西北的開發。在宋夏主要交通線所經的延河、無定河、馬蓮河、清水河和渭河中下遊的河穀地帶，以及蘭州和定西一帶，都有相當多的邊地被開發出來。北宋最後收複的西寧、湟、廓等州，屯田也很有成效，不僅募士7400餘人，開出善田2．6萬頃，還修複了漢唐故渠。北宋在陝甘地區的大量屯田，是經唐末五代戰亂和宋夏戰爭破壞之後，沿邊經濟“凋耗殆盡”，出現大量荒地曠土，屯田之舉勢在必行。屯營範圍廣泛，至今陝甘各地幾乎還有稱為營田堡、開荒川之類的村鎮，大都是在宋時得名而流傳下來的。
西北屯田的第三階段，已是南宋偏安江南，“東畫長淮，西割商秦之半”，河南、陝西等廣闊的北方地區被金人所占領。
（二）西夏境內的漢族移民
在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以各自不同的參與形式，積極參與全國的政治活動。黨項族就是在唐末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化，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藩鎮割據力量膨大，唐王朝搖搖欲墜的情況下，崛起於西北，北宋時與遼、宋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
淳化元年（990年），遼國冊封李繼遷為夏國王。淳化五年（994年），李繼遷將綏州居民遷到平夏城（在今寧夏固原）。真宗鹹平六年（1003年），銀、夏諸州的人民中，“衣食稍豐者”均被西遷到靈州（今寧夏靈武）一帶。西夏景宗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建都靈州，後又遷到興慶府（今銀川市）。
西夏國自元昊執事至北宋靖康之難的近百年中，北宋與西夏處於時戰時和的狀態。也由於各種因素，宋夏之間存在著雙向性的人口遷移。遷入西夏的北宋士民，主要有3部分人。
1．逃入者
西夏極力招徠宋境的各種人才，凡“舉子不第，貧賤無歸”的豪傑均收為己用，“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在西夏的招徠下，“陝西戍兵、邊人負過必逃”，“四方豪士稍不得誌則攘臂而去”，逃入西夏境內。洪邁在《容齋隨筆》卷十一《記張元事》中載，夏主李元昊的謀士張元、吳昊都是華州（今陝西華縣）士人，因不為宋用，遂進西夏，“夏人倚為謀主，以抗朝廷”。
此外，關隴地區的一些貧民，在饑荒時為生計所迫，往往流入西夏。某些原住於宋邊的少數民族部落，因宋邊“失於撫禦”，也遷入西夏。
2．被俘掠者
西夏軍隊在攻入宋地時，常將宋邊的人民遷入夏境，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九月，負責對西夏作戰的大臣範仲淹向神宗彙報，特意提到“近年緣邊漢戶被西戎俘掠不少”。徽宗崇寧四年（1105年），西夏軍隊攻入鎮戎軍（今寧夏固原縣），掠走數萬人。興州、靈州等地漢人較多，他們大多是被西夏軍隊從宋境俘掠來的漢族人民。
3．被買入者
逢饑荒年頭，邊民為生存將子女賣入西夏。為此，宋曾數次發布禁令。如淳化二年（991年）六月太宗下詔：“西路諸州山川路口、鎮寨，不得放過販賣人口入蕃，及指揮漢戶不得停泊。”否則要受到嚴懲。
在西夏國內，黨項人和漢人是人口的基本組成部分。
西夏的官製和禮儀製度均仿照唐宋，孔子和儒學經典得到尊崇，漢字和西夏文字同樣是通行文字，並建立太學等各種學校。黨項族在唐代遷入以後即開始接受漢文化，西夏走向漢化是這種進程的繼續和發展。而立國後自北宋遷入的漢族，不僅對西夏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也大大加速了黨項人的漢化進程。
（三）金朝在西北的屯田與移民
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北滅遼國，南驅宋朝，與南宋、西夏鼎立120多年。金的政治經濟中心本是東北、華北，在西北僅承襲了北宋統轄區域，農牧業經營也未出北宋的規模。金入主中原後將大量的女真人和東北少數民族族群內遷，使其“棋布星羅、散居四方”。西北邊境是女真遷居的重要地區，陝西、隴右也分布著許多猛安謀克戶，他們和西北當地的“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以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
除女真人遷入西北外，漢族也遷入不少，當時西北邊地就成了山西等地區漢族遷入的重要地區。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世宗說：“山西一帶田地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占田至三十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朝廷采納李愈的建議，在臨潢至西夏沿邊設重鎮十數，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居職鎮守，由軍隊支配的國家田地則募漢人佃種，此次也有一定數量的漢族人民遷入西北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