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涼國公藍玉奏：“涼州衛民千七百餘戶，附籍歲久，所種田畝宜征其賦，令輸甘肅”。以每戶5人計，合計人口約8500人。陝西行都司共有十一衛，以此數額平均計，陝西行都司共有民籍人口9萬餘人。
洪武年間陝西行都司的十二衛二所，按標準配置應有軍人7萬左右。假如說有一半土著軍人，則作為移民的軍人為3．5萬，合家屬所有10萬左右的人口。這和陝西都司的邊衛移民人口相同。
明初洪武時期（1368～1398年）的大移民，對於西北的開發起了積極作用。以衛所建置屯田自給，使大量荒蕪的田地得以墾辟。元朝西北十分荒涼，加之近20年的元末混戰，人民十室九空，背井離鄉，熟田拋荒隨處可見，荒敝已極。明朝建立後，在西北的駐軍達25萬之多，按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之比例，屯田軍達17．5萬人。大量內地的漢族人民前往西北邊地屯田，如寧夏曾“遷五方之人實之”，西寧衛也有大批的江淮兒女攜家留戍河湟。明太祖詔示陝西等地布政司“民間田土，許盡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曾遷內地人民屯田甘肅等。這些移民，攜妻子兒女來到邊地，墾荒屯種，以謀生路。明廷對移民采取種種優惠條件，比如給予種子、農具、車，蠲免租稅，延長起種年限，甚至永不起科，以便招撫更多的流民前往屯墾。這樣既可解除流民問題帶來的社會不安因素，又可把流民與土地結合起來，鞏固國防。在這種情況下，西北大量荒地被墾辟出來，荒涼的景象逐漸有了改觀。在駐軍興屯過程中，興建或擴建了不少城鎮。其中一些雖已成為廢墟，但有很多為清代沿襲，並發展成現在的城市。明朝大量的軍隊、流民、內地農民，或派遣或遷往邊地，從事耕墾，並帶去大量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政府幫他們解決耕牛和農具，如當“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多缺耕牛、耕具”時，便令“官市牛給之，耕具於陝西布政司所屬鑄造”，使邊地屯田廣泛用牛。普遍使用內地鑄造的生產工具，從而為提高生產量創造了前提。大量的漢軍、漢民遷入少數民族集中的甘肅、寧夏等地，形成了互相錯居的局麵。顧炎武雲：“國初屯地，非止一方，不徙為墾辟之謀，且有犬牙相製之意”。犬牙相製是統治者的主觀願望，而客觀上卻對各民族間的溝通了解、共同進步、趨向融合、推動經濟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使西北漢族滾動式地得到了新的發展。
六、清代漢族向西北的遷徙
清王朝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疆域遼闊的大帝國，憑借國勢，清政府對西北進行了大規模的開拓和經營，文治武功，實不遜於漢唐。
（一）漢族向陝南的遷徙
明末清初的幾十年中，各種武裝力量頻頻往來於陝南漢中，給漢中社會帶來巨大的破壞。陝南地方誌載：“國初時而田園長蒿萊，行百裏間絕人煙矣”，“民死於鋒鏑、饑饉、瘟疫者十分之五”，很多地方“較昔之盛時尚不及十分之二三”。人口死亡達到十分之七，就可見其殘破頹廢了。“三藩之亂”平息後，陝南也麵臨著招民墾荒，恢複經濟的問題。以湖廣人為主的移民進入與四川毗連的陝南，是自然的延伸。入陝移民分北、南、東3個方向遷入。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取道重慶、夔府。陝西巡撫畢沅也說：“漢中、興安、商州各府州屬，延亙南山，水土饒益，邇年楚、豫、隴、蜀無籍窮黎，扶老攜幼前來開墾者甚眾。”所言涉及陝西南周邊各省的移民人口。
商州的漢族移民。商州，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間（1745年～1755年），已有相當的外來人民在此“包工開荒”。商南縣，“乾隆二十年（1755年）後，江南安慶數縣人繈負遷商，爰得我所，聞風興起，接踵者日益眾，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遷入商南縣的安慶人，以安慶府太湖縣人為最多。雒南縣，“及四十三四年，安徽、兩湖數省屢被災欞，小民絡繹前來”，“漸次開墾，安然樂業”。鎮安縣，“客籍中湖北、安徽兩省居大多數，查均為乾隆二十七八年以後遷來者”。山陽縣，“向來樹木叢雜，人煙稀少，不過一萬餘口，近來各省客民漸來開山，加至十倍之多”。商州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左右，各縣幾乎為外省移民所布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