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國位於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一帶及其邊緣地區，曾先後以今樂山、廣漢、郫縣、雙流、成都等地為國都。其疆域，《華陽國誌·蜀誌》雲：“蜀之為國……其地東接於巴，南接於越，北與秦分，西奄峨蟠。”大體上東隔嘉陵江、涪江與古巴國為鄰，南達雲貴高原北部金沙江沿岸，北抵今川、陝、甘3省交界處的廣元一帶，西及四川盆地與川西高原結合部的峨眉山堯蟠塚山一線。古蜀國的由來，《文選·蜀都賦》注引揚雄《蜀王本紀》說：“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文中“三萬四千歲”之說，固屬誇張虛幻之辭而不足為訓，但應該肯定的是，蜀國的曆史淵源確實相當久遠。另據“甲骨文中已有蜀人與殷王朝之間發生征戰、朝貢關係的記載”，可知最遲不晚於公元前17～公元前11世紀的殷商時期，古蜀國便已存在。然而若據《華陽國誌·蜀誌》“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和“開明立，號曰叢帝。（傳）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等記載分析，則蜀之開國國王蠶叢，乃是公元前770年“平王東遷”前後的人物。對此，史界歧議叢生，眾說紛紜。我們認為，此類抵牾乃古籍中常見之事而不可過於拘泥，較為合乎邏輯的理解應是：古蜀人諸部，早在殷商之世甚至更古老的年代就已生息在這一地區，延至蠶叢稱王始，完成了各部的統一而建立起了古代王國，傳九世至開明氏尊為“叢帝”，時間當在戰國初葉的公元前400年左右或稍早。
古蜀國的社會發展水平，史稱其地有“滇、僚、賨、僰僮仆之富”，又說叢帝孫保子帝“攻青衣，雄張僚、僰”。由此可知古蜀人已跨入了階級社會，是為古代奴隸製國家。奴隸的來源，主要是向周邊地區掠取滇、僚、僰等異族人口為奴（即僮仆）。而其經濟生活，據《華陽國誌·蜀誌》所載，三傳蜀王“魚鳧田於湔山……後有王日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按照這一傳說推算，古蜀人向農耕經濟轉化，肇自春秋前期“魚鳧王”時，至戰國初年杜宇為王大力倡導發展農業生產，當隨之完成了遊獵經濟向農耕的最終過渡。與此同時，冶金、紡織諸業亦有較大的發展。
巴國為蜀之東鄰，是西南地區北部的又一重要古國。巴國的地望，史稱：“其地東至魚複，西至僰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中，魚複、僰道、漢中分別為今重慶奉節、四川宜賓和陝西漢中，黔涪則為後世之黔中、涪陵2郡。這一地域範圍，約當比今重慶市轄區而略大，中心為古代江州即今重慶直轄市駐地重慶一帶，向西南延伸到川南，向北達於秦嶺南麓今陝西漢中一線以南，東南方向則延至今重慶、湖南、貴州3省市結合部的武陵山區。
古巴國的由來，《華陽國誌·巴誌》說：“《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為九囿……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也。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又說：“（夏禹）會諸侯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日子。”根據這段史料，可知古巴國與蜀國一樣，也有著極為久遠的曆史，而且很早就與中原地區黃帝、夏、周等族建立了交往聯係，但其區域性相對統一的地方民族政權即古代王國的出現，估計在時間上與古蜀國相距不會太遠。
巴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華陽國誌·巴誌》說：“土植五穀，牲具六畜。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龜。”看來是一種以農耕為主，畜牧業為輔，且冶金、紡織等手工業也取得同步發展的較發達的農耕經濟。其文化形態，也應屬定居農耕文化的範疇，同時還出現了古老的文字。至於古巴國農耕經濟全麵普及的曆史進程，從《華陽國誌·蜀誌》“巴亦化其教而力務農，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即杜宇）”等記載看，亦大體上與古蜀國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