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鑒》寫漢武帝時代的時候，出場的第一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董仲舒。我們後人讀史書，不應該單單讀史料，同時也要分析史家對史實取舍時的緣由，畢竟所有的史書在當年都是被當作史學著作來創作的，史家們可從來沒說他們隻是在記載史料，要是純粹彙編史料，就該把雜七雜八都呈現出來。
由此反觀《資治通鑒》的寫法，毫無疑問，司馬光敢於把董仲舒的事跡放在武帝朝的開篇來寫，就說明在司馬光看來，董仲舒這位儒生對漢武帝時代有著非凡的影響。盡管後世所說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本身存在著爭議，但事實上，儒學確實是隨著武帝朝的到來而在西漢政壇上異軍突起。
這就注定了儒學將在不久的將來和黃老之術幹上一仗。
硝煙悄悄擴散於竇猗房和劉徹祖孫二人的代溝之中。
竇猗房和竇氏家族的人無疑都是黃老之術的狂熱崇拜者，景帝年間，“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漢書·外戚傳》）。然而，竇猗房崇拜的不僅僅是黃老之術，還有權力。
劉徹登基的時候老太太眼睛雖然早瞎了，精力卻還充足得很，手中牢牢攥著權柄，死活不肯撒手。而很不巧的是，此時的劉徹剛好十六歲，十六歲的花季，正是青春期，充滿著狂熱與躁動。而恰恰在這個時候，劉徹執掌了天下最高等的權力，這無疑刺激了他的欲望，讓他的內心躁動，頭腦癲狂。他需要掌握一種控製他人思想的武器，讓天下人和他一起癲狂起來。
很顯然，黃老之術並不是那個順手的武器。
黃老之術之所以能登台獻唱於西漢初年，主要是因為漢初凋敝的時局。黃老之術的主要特點是“平”，讓社會不經波瀾，自由、平穩地恢複和發展，這樣“與民休息”的做法適合於“災後重建”。但是反過來講，這種執政模式在經曆了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使得整個社會缺乏上升的空間。“重建”之後要“更上一層樓”，這“上樓”的動力不是黃老之術能提供的。
漢武帝的時代已經有了新的任務，不是發展民生，而是要滿足帝國統治階層不斷膨脹的欲望和野心。
貧乏的黃老治國之術不能開疆擴土，不能威震四海，不能換到西域寶馬，那還要它做什麼呢？漢武帝這樣想。
黃老之術真的毫無用處、毫無功績嗎？
其實不然。
馬勇先生在其《漢代春秋學研究》一書中總結了黃老之術對漢初社會的三點貢獻：
第一，令社會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
第二，穩定了社會秩序；
第三，推動了先秦以來，大的幾派思想學說的自由發展。
黃老之術貢獻斐然，特別是在帶動社會生產和推進思想發展的層麵上，其成就遠超秦朝。然而這些貢獻在劉徹眼中卻一文不值，他根本不在乎，他反對黃老之術是因為他厭惡他的奶奶，而不是發自內心地覺得黃老之術不好。
儒學在某種意義上被劉徹選為他反抗竇猗房的武器。
老人家總是不識趣地喜歡守舊，在武帝初年，竇猗房一直用力壓製著自己那個不怎麼聽話的小孫子劉徹。
竇猗房走上了幹預政治的道路，原因是三方麵的——她有權力欲；她覺得孫子年紀還小；她充分相信自己的人生經驗。
竇猗房的悲劇在於，她不知道什麼叫作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她對於劉徹的管教若在平常人家或許隻是稀鬆平常，然而皇權卻給予了劉徹狂妄與野心，在他看來，這種管教成為了一種強有力的壓製，至高無上的皇權被竇猗房踐踏得分文不值，這讓少年劉徹感到憤怒無比，仇恨的種子從此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