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潔女士返回美國後，程思遠一直在等候消息，好向周恩來報告。可是，事情又起了變化。因為這年年底，美國大選揭曉了，年輕的海軍軍官肯尼迪戰勝尼克鬆當了美國總統。李宗仁認為反動的麥卡錫主義已經過去，在肯尼迪任上應該改變對華政策了。在擔任過國民黨外交官的哈佛大學教授張歆海的建議下，李宗仁給肯尼迪寫了一封信，說在北京的新中國的人民政權，才能真正代表六億中國人民，美國應當同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保證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肯尼迪給李複了一信，說事關對外政策，容後縝密考慮。
周恩來知道了李宗仁給肯尼迪寫信的事，約程思遠於1961年6月中到北京，聽取了程和郭德潔會麵的情況彙報。很顯然，在這兩年裏，李宗仁並沒放棄對美國的幻想，還總想在中美關係上“有所作為”；他並不完全理解中國政府的原則立場：
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必須以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為前提。周恩來要程轉話給李宗仁：
雖然肯尼迪年輕氣盛，想幹出一番事業來，但擺在他麵前的困難太多，再加上美國政府內有長期敵視中國的勢力，不能期待其對華政策有任何轉變；李先生的立場應當超然一點，不要對肯尼迪政府抱有幻想，更不要介入中美關係。
李宗仁又陷於沉默。
“四可”隻需“一可”
直到1963年4月，李宗仁才按周恩來的囑咐，動身去歐洲，以便同程思遠會麵。夏天，李宗仁接受了意大利《歐洲周報》女記者古斯托·瑪賽麗的采訪，強烈地表達了他對新中國的向往：我不是共產黨，我甚至也不喜歡共產黨，但是我不否認今天共產黨為中國所做的事情。我寧願繼續做一個誠實的人和可憐的政治家，但我不能不說實話。中國從來沒有像現在組織得這樣好。我怎麼能夠抹殺事實呢？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
什麼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中國呢？
李宗仁從歐洲向程思遠發出了信息，當年12月在蘇黎世會晤。行前，程思遠於11月中旬再次來到北京，向周總理請示。那時正值全國人大和政協開會，周恩來忙得很。一天晚上，程思遠在西總布胡同一個特設的招待所被叩門聲吵醒。開門一看，是國務院秘書長羅青長，他說，快穿衣服，總理在西花廳等你。
一到西花廳，程思遠談了李宗仁的近況，特別說到他最近回國的心情很急迫，他懷念祖國，不願老死他鄉；他想葉落歸根，向曆史作個最後交代。
周恩來仔細聽著，偶爾插話問一下他想知道的某些細節。當程思遠表示“情況大致如此，請總理指示”時，周恩來囑咐程思遠：到歐洲會麵後，要客觀地向李宗仁介紹國內的情況，多征求他的意見。他要程思遠向李宗仁轉達三點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