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曆史傳統的深厚友誼的。我深願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在擊敗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國的事業上永遠攜手前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於延安
“共產黨實在不好對付。”回到重慶的赫爾利來到蔣介石官邸，對蔣氏夫婦說。
“好在這一次我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現，花了三天工夫，同毛澤東達成五點協議。”
宋美齡直言快語：“我記得你去延安之前說過，你的任務是幫助我們消滅共產黨的武裝，怎麼又訂起協議來了呢？”
蔣介石也忐忑，急於想知道協議的內容。當赫爾利邊念邊解釋完前二條“大帽子”時，蔣介石還平靜，一聽到“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產黨”時，蔣介石再也忍不住了，反問赫爾利：“你同延安訂的這五條未免太寬了！”
赫爾利首次嚐到史迪威遭遇的“厲害”，他苦笑道：“你認為太寬了，延安還嫌它不公平呢。周恩來同我一道回來了，你可以和他再談談吧。”
“不談！要談，隻有一條，中共把軍隊交出來！”
十天過去了，還是沒有動靜。周恩來判定，並電告毛澤東：“蔣在目前至多隻能接受聯合統帥部，請客式政府，決不會答複協定。我們須以聯合政府及解放區委員會去逼求，最後關鍵恐在華盛頓。”
果然，電報剛一發走，赫爾利就找上門來，拿著蔣介石的三條反建議，要點是：
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周恩來看完後，問道：“蔣介石對聯合政府態度如何？”
赫爾利一聳肩，兩手一攤：“啊，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了。”
“對於國民黨方麵建議要我們參加軍委會做委員這件事，”周恩來說，“我有兩個意見：軍委會的委員都是掛名的，不但沒有實權，而且從不開會，馮玉祥和李濟深就是例子。而且我自己做過政治部的副部長，知道得很清楚，此其一。其次隻要共產黨參加軍委會而不參加政府，你知道，蔣委員長一切以命令行事，因而我們仍不能參加決策。”
赫爾利上唇的白胡子翹起來：“蔣介石告訴我允許共產黨參加政府，但不願寫在建議上。再說，你們參加政府，並不等於沒有實權，事在人為，譬如我們議會的議員，有的能夠控製議會。”
周恩來微歎道：“赫爾利先生，你是外國人，你不清楚蔣介石的做法。我們共產黨人在這麼多年裏，上他的大當還少嗎？你想，在聯合政府沒有成立之前，就要我們交出軍隊，如此我們將連性命也難保！”
赫爾利默然。
“既然你們已經背棄了延安簽過的協定，我準備即刻返回延安。”
“你走前還是見一見王世傑和張治中吧。”
“可以。”
一見麵，王世傑就試探地問：“請毛先生和蔣先生見麵的事，據周先生的觀察如何？”
“這個問題很簡單，”周恩來回答，“毛澤東同誌很願意出來。他已經向赫爾利將軍說過。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民主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赫爾利無功而返周恩來正要起程，飛機駕駛員突然病了，延安的大雪也沒有融化，飛機難以起飛，他得在重慶再待幾天。赫爾利同蔣介石商量後，又約周恩來再談一次。
赫爾利還是希望中共參加軍委會，至少是“先插進一隻腳來”。
周恩來把自己的例子講給他聽：“我自己從西安事變以來，八年之中近七年時間是留在國民政府所在地。我做政治部副部長時，每星期有三次參加軍事會議，有意見也無法討論，即令提出，蔣委員長也不過說好好而已。老實說，我對這樣做客，實在疲倦了。”
“我們美國有句話，叫要舍身救火。現在一把火燒起來了，你們得救。”
“不錯，火應當救。但是要兩隻手能動，才能救火。現在請我們來做客，也隻能坐在旁邊看火。”
赫爾利想從另一方麵勸說：“如果你們在不滿意的條件之下，竟能參加政府，那就表示你們是最大的愛國者。”
周恩來說：“我們參加政府，就要替人民負責。現在我們參加進去，不能負責。
這樣的政府，我要參加，我就是不信上帝，我的良心也過不去。譬如政府要我參加，我黨要我考慮，我個人也要拒絕的！”
赫爾利回頭又想去說服蔣介石。蔣介石更“凶”，腳咚咚地蹬地，手叭叭地拍桌子：“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不談了，什麼也不談了！”
周恩來走了。赫爾利望著起飛的飛機，突然同情起史迪威：“嗬，尖酸的喬，”
他喊著史迪威的諢號，“原來中國人是這樣難對付的！”
赫爾利調停失敗，一下病了十幾天，蔣介石親自攜帶著鮮花和哈密瓜到軍政部招待所看望赫爾利。兩人談起來，首先從哈密瓜談起，逐漸又談到對中共問題上。
赫爾利說：“最近接到華盛頓兩通電報，美國政府很盼望委員長對中共問題作出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