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包瑞德說此計劃已經得到美國駐中國最高官員的批準時，赫爾利大使卻說他壓根不知。大使感到，他又一次被人繞過了。此怠慢之舉，自然輪到包瑞德代人受過了。
此事發生之前，魏德邁已向陸軍部建議，提升包瑞德為準將。這一提升是包氏渴望已久的。宋子文向赫爾利抱怨這兩名美國軍官背著大使在延安幹的事情之後，赫爾利設法使包瑞德的晉升擱淺了。
注定一輩子隻能當校官的包瑞德被流放到了昆明，他的“迪克西”使團團長的職務被耶頓上校接替了。這位耶頓上校很合赫爾利和魏德邁的口味。他在莫斯科當武官時，獲得了堅決反共派的美名。
在這前後，戴維斯調到莫斯科。赫爾利指責“戴維斯是共產分子，沒有按照本國指示來支持中國的國民黨人”。尤其是對戴維斯最近寫的一份備忘錄感到惱怒。
這是未經大使同意，由林沃爾特發給華盛頓的，裏麵寫道：“蔣委員長和中共的談判失敗了……現在是我們要明白地告訴蔣介石，我們將同最能對抗日戰爭作出貢獻的、無論哪一方的中國軍隊合作，並且有權向他們提供援助。”
回到華盛頓的謝偉思指望自己能被派到莫斯科去，但是戴維斯已經去了。魏德邁要他仍回中國。謝偉思猶猶豫豫不敢從命，赫爾利的態度使他憂慮。魏德邁安慰他，可以隻為軍隊工作，而不是為使館工作。
謝偉思回到重慶不到兩天，赫爾利便召見他，對他說，要是他隻是準確地報告情況，那便罷了；他要是想做什麼手腳來妨礙赫爾利，那麼，大使就叫他倒黴。
於是，謝偉思又一次到了延安。和他同住一個宿舍的美國觀察員看到毛澤東親自來到他們的住處，和謝偉思聊天，感到十分吃驚。
一到延安，謝偉思發現，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態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硬了。
原因是他們對蔣介石一周前發表的有關共產黨人的“頑固”講話不滿。謝偉思向重慶彙報說：“共產黨人認為，委員長３月１日的講話實質上是一種宣戰。”
３月１３日，毛澤東邀謝偉思又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表示，美國政府的一貫舉棋不定、出爾反爾，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麵對麵地同羅斯福討論所有這一切。
毛澤東不曾料到，當時是羅斯福在世的最後一個月了。
赫爾利斷定，謝偉思去延安的目的，是把美國軍隊在中國登陸的有關秘密計劃交給共產黨。返回華盛頓的赫爾利大動肝火，氣急敗壞，盡管文森特（即範宣德）再三勸解，赫爾利還是命令謝偉思立即離開延安返回美國。
４月１日，他最後一次會見了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毛澤東鄭重表示：共產黨對美國的政策，是尋求美國對中國的民主的友好支持和在抗日方麵的合作。但是，不管美國采取什麼政策，不管中共能否從美國那裏得到一支槍、一粒子彈，中共都將繼續願意以能做到的方式進行合作。“凡是我們能做到的，諸如情報、氣象報告或營救空軍人員，中共都看做是自己的義務和職責，因為它有助於盟軍的作戰，能加速日本的戰敗。要是美軍在中共管轄區內登陸或開進中共管轄區，你們會看到，那裏的軍隊和人民已徹底組織起來，並渴望同敵人決一死戰……”
三天之後，謝偉思離開延安。毛澤東、周恩來步出窯洞，戀戀相送，遠遠招手。
４月１２日，即羅斯福逝世的那天，他回到了華盛頓。６月的一天，他突然被聯邦調查局以“國際共產黨間諜罪”逮捕，該局的特工人員搜查了他在國務院的辦公室，沒收了他的全部文件。特工們認為，他手頭保存著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人的材料，這本身就說明他居心叵測。這６名所謂共產黨間諜的被捕，一時間使得右翼報紙甚囂塵上。他們說那些“被盜的文件”使美國轉向親毛反蔣，而偷竊文件的主角就是謝偉思，也就是“國務院派往駐華使館的主要顧問”等等。
在重慶，國民黨報紙對謝偉思的被捕拍手稱快。
但在延安，反應就截然相反。毛澤東和周恩來沒想到謝偉思的被召回會導致這樣的結局。６月２５日，延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一篇社論，人們普遍認為是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文中把謝偉思的被捕稱為美中關係的分水嶺。社論中第一次出現了“赫爾利之流”這種憤怒的叫法。毛澤東的一位主要傳記作者後來說：“通篇社論的調子都是尖刻的，幾乎是咄咄逼人。它在結尾部分發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美國當局居然支持中國反動派，中國人民是會給他們以應有的教訓的。”
謝偉思是在８月１０日被大陪審團宣布無罪的，這次不像他被捕時那樣轟動，因為恰好美國這時在長崎扔了原子彈。８月１４日，他被召去參加駐外人員委員會的會議。第二天，該委員會發給了他健康證書，恢複了他的工作。國務院表示，他將被派到歐洲去擔任職務。但後來考慮到，中國的國民黨人會把這種安排解釋成：他們所不歡迎的人將被趕出亞洲。因此，在９月日本投降不久，謝偉思被派到了東京外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