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以其雄奇險峻、風雨多變而為天下知。曾幾何時，廬山成為一座充滿政治迷霧的名山。１９２７年在這裏所發生的一切，為日後國共兩黨關係埋下了伏筆。
政治暗礁顯露了
廬山以其雄奇險峻而為天下遊人所向往；又因在其之上召開的若幹次重要會議，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山、談判山，而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１９２７年這裏又發生過什麼呢？
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２日，首批遷都北上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宋慶齡、徐謙、陳友仁、吳玉章、王法勤、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一行十餘人路過南昌去武漢。當天晚上，蔣介石在南昌設宴招待各委員。他興奮得眼裏放光，臉上帶笑，嘴上滔滔不絕地說著：
“觀察全國的形勢，不由得我們不抱樂觀，我們的敵人內部已發生破綻，自相衝突，用不著我們用大隊去打，隻要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解決。國民革命，已快將成功，我們的政府，已可統一中國。”他決定抵南昌的各委員於１２月７日到廬山舉行中央會議。
廬山為地壘式斷塊山，多險絕盛景，相傳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廬為舍而得名。山上秀峰碑刻如林，四季風景如畫。東漢明帝時成為中國佛教中心之一，有三大名寺，五大叢林，曆代詩人墨客慕名前來。雲中有座山城牯嶺鎮。
委員們開始登山，牯嶺就在山上。陡峭的山坡綿延十公裏長，他們好像在雲霧之中了，很難看清要爬的一層層台階。空氣濕潤，四周濃霧迷漫，瀑布飛落之聲可聞。兩小時後，雲朵已在他們腳下了。陽光燦爛，氣候溫暖，景色壯觀。牯嶺到了。
外國人在這裏修建了舒適的旅館，歐式別墅，有幾個教堂、醫院和學校。現在它幾乎是一座空城，大多數外國人因害怕國民革命軍而跑了。一些房舍和旅館的門都被釘上，隻留下幾個看門的外國人。還沒來得及在一個不大的旅館裏安頓下來，就有幾個國民黨活動家在挨門打聽著什麼，以後才知道，他們希望在這兒買一幢別墅。
就在這遠離塵囂，在聽不到群眾呼聲的地方，蔣介石召開了軍政會議，討論了今後的行動綱領。蔣介石突然改變了自己提出遷都武漢的主張，提議遷都南昌，讓各位委員留駐南昌，理由是為“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蔣介石強調政治應與軍事配合，黨政中央應與北伐軍總司令部在一起。
但是，武漢的地理位置要比南昌重要得多，優越得多。武昌水陸交通都方便，北上可以指揮京漢線作戰，東下長江可指揮寧滬戰場。如果說北伐軍總司令部應與中央設在一起，蔣介石為何不可將自己司令部遷樽武昌呢？所以，蔣介石的理由經不起委員們的質問，會後，１２月８日，各委員便下廬山徑往武漢去了。
蔣介石在這意外的冷落中，卻變得更加執拗，他決不肯放棄自己的打算。他知道武漢已被“反蔣的力量”所控製，而江西可能成為對某些軍閥的釣餌，得到桂係將軍們的支持，以便在敵視他的“保定幫”中製造分裂。所以，南昌是蔣介石更理想的首都。參加廬山會議的各委員一赴武漢，第二天他就給尚滯留廣州的張靜江和譚延這兩位代主席打電報，阻止張、譚二人去武漢參加聯席會議，並把他倆接到南昌，同時扣留了途經南昌準備去武漢的幾位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於１９２７年１月３日在南昌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非法決定“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出席武漢聯席會議的委員們聽到消息，氣憤不已，立即給予了堅決否決。鄧演達、宋慶齡、陳友仁等強烈譴責蔣介石另立中央、分裂國民政府的行為，要求蔣介石立即撤銷南昌政府，讓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去武漢報到。
蔣介石又急又惱。他的眼睛幾乎要合成一條縫了，口裏微微喘著粗氣，一手牢牢地把住指揮刀柄，目不轉睛地凝望，好似在期待什麼。“不行！國民政府堅決不能遷到武漢！”他使勁捶了一下桌麵，招呼侍從，“準備車船，我要親自去武漢說服他們！”
蔣介石不肯讓步，是因為他十分清楚，武漢方麵李濟深的第四軍和唐生智的第八軍都不是他的嫡係部隊，而南昌卻在他的第一軍的控製之下。如果國民政府設在武漢，不但受不到總司令部的控製，而且總司令部還要聽命國民政府的節製。１月９日，他來到武漢。鄧演達發動３０萬人參加了國民政府的群眾大會，歡迎北伐軍總司令蒞臨。街上人山人海，萬頭攢動，蔣介石演講過後，當場就有群眾站起來質問：
“既然蔣總司令這樣革命，為什麼還違抗國民黨中央遷都武漢的決定？”“為什麼無理扣留國民黨中央委員？”
蔣介石一時語塞，顧左右而言他。接著蘇聯顧問鮑羅廷講話，大意是說：革命要依靠人民群眾，反對個人獨裁，要提高黨權，發揚民主。
蔣介石氣壞了。他的臉輕易不會發紅，現在兩個顴骨上都紅起一小塊來，眼也發了亮。今天這口氣可是不好咽：鮑羅廷跟我說話冷若冰霜，這倒也罷了，他還譏諷我，挖苦我。我先前對他多麼信任，簡直把他奉若神明，今天我才看清楚了他的真麵目。也許是鄧演達在他麵前說了我什麼壞話……他跑到總政治部去訓話，好一頓發泄：“我知道總政治部有很多共產黨員，要嚴防越軌行動！我看到你們辦的《革命日報》，所有言論和報道都虛妄宣傳，使人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