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１８日，蔣介石懷著一肚子怨氣和怒氣離開武漢回江西，中途上了廬山，張靜江和陳果夫陪著他。他馬上給武漢聯席會議主席徐謙打去電報，說鮑羅廷當眾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並堅持遷都南昌。
徐謙接到蔣介石的電報，感到沮喪。他一邊走，一邊自己嘟嚷著：“這如何是好？”
鄧演達接過電報看了看，眼睛眨了幾眨，又把電報還給徐謙。
徐謙說話時嗓子都在打戰：“無論如何總得設法和蔣介石達成協調一致的協議吧。”
鄧演達望著窗外城牆上陳舊的牆壁，那上麵還可以看出交戰留下的痕跡。他說道：“我去一趟廬山吧，爭取說服他。”
“與虎謀皮”，劍拔弩張
廬山的大霧漸顯稀薄，由鉛色變成銀灰，由銀灰變成暗藍，慢慢地便露出一線淡淡的天色。漸漸地，那些屏障般護衛著的層巒疊嶂，先後露出了它們險峻的峰頂。
蔣介石怒氣未消。他抖開了搭在膝上的羊毛毯，煩躁地嘮叨開來：“當我到達武漢的第一天晚上，在宴會當中，我講完了話，鮑羅廷是在最後講話，他居然公開地在宴會中間批評本黨不好。最要緊的一點，就說我們革命裏麵有摧毀農工的行為。
而且對於本黨領袖指謫、詆毀、汙蔑得無所不至！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誌，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ＣＰ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
“他說的並不錯麼，他也未必就一定指你。”鄧演達想把氣氛緩和一下，但蔣介石並不聽，完全按自己的思路說下去：
“……他是在宴會中最後講演。他講完之後，我本想當場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宣布散會了，所以當時我沒有反駁他。”
“你沒有必要激發他的個性。”
“到了第二天，我就問他：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哪一個軍人是壓迫農工？哪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
“他說了嗎？”
“他竟答不出來。我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有根據的話。你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並且你們蘇俄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各國看起來是個強國，並且還有人在世界上說你蘇俄是一個赤色的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專行，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黨員乃至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騙中國國民黨，就是壓迫我們中國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阻撓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
“你不能這樣說。”鄧演達反對地說，“這不是鮑羅廷的本意。他和他的顧問們畢竟和我們出生入死，即使有點過激，也不能說他是有意破壞。問題是我們現在不能置群眾於不顧，包辦革命。個人的思想，如果不能代表群眾的要求，便是自私；個人的行動，如果違背了群眾的實在性，就必定陷於孤立，走到絕路。遷都武漢的事還請老總從大局……”
在這段時間，蔣介石一直坐在那兒，非常溫和有禮，非常甘心情願地準備聽鄧演達講話——可是當鄧演達一提出合情合理的建議，蔣介石就怒火衝天了！
蔣介石把手一揮，拒絕談這個話題。
晚上，鄧演達找在廬山的李宗仁、陳公博、陳銘樞三人閑談。鄧演達發出感慨：
“拿著１９世紀初期拿破侖第一的紀念事本末再演一次，而且必定是越做越覺得頭皮發脹，外強中幹，心裏麵一點把握也沒有了。雖然能仗著個性的堅強，曆史的強製力，還能夠掙紮幾時，但是終究要被群眾降伏的。不然，就必得要做一個群眾的反叛者，一直做到自己墳墓麵前為止。”
另外三人當然明白鄧是有所指。李宗仁便說他曾勸蔣介石不要再兼軍校校長，以避免軍中加深門戶之見。
鄧演達聽了，不覺失笑，問道：“你和總司令說了嗎？”
“當然說啦！”李宗仁回答，“我是忠心耿耿為國家前途著想，為蔣總司令分憂呢。”
鄧又一笑：“糟了！糟了！你所要避免的，正是他所要製造的。他故意把軍隊係統化，造成他個人的軍隊。你要他不兼校長，不是與虎謀皮嗎？”
陳銘樞、陳公博知蔣也深，聽罷，都有不勝欷之感。
鄧演達感到憂慮，孤獨。他打電報給正在南昌管著行營政治部和整個江西方麵的政治工作的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請他到廬山來一趟。１月３１日，郭沫若上了廬山，兩人在旅館的一間小房裏談了話，說好明天一早兩人一同去南昌。鄧演達已預感到某種不測，對郭沫若說：“非去南昌一趟不可，不去恐怕下不了山。”
２月１日清早，他們下山，同行的還有後來在上海出賣孫炳文的褚民誼。張靜江本來要同時下山的，臨上路時蔣介石把他留下了。
當鄧演達一行從牛行車站渡過章江，天已經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亂兵，攜著武器，胡亂開槍。他們探問了一下，曉得是第三軍的士兵，因為年關薪餉沒有發足正在嘩變。鄧演達是軍事家，一看這一段嘩變布防正是他們到總司令部所在地總督衙門的必由之路，為防不測，他叫郭沫若、褚民誼要小心，一直挨著街邊走。走到南昌城門口的時候，竟有機關槍架在那兒。有兵盤問他們，他們隻說是自己人，是第三軍的，便把他們放過了。進了城，沿街都關門閉戶，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時地胡亂放槍。走近縣衙門時，在昏暗中又看見有機關槍架在那兒，聽見有扳機關槍的聲音了。有人高聲盤問：“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