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延也急了，聲音氣衝衝的：“徐謙剛才不是還說‘自革命上立論，固不必斤斤於人數問題’，西山會議，不足法定人數，我們不正是以此駁斥它嗎？”
吳玉章反駁：“西山會議是根本的不對，不是人數的不對！”
“人數也不對。”譚延嘟囔了一句。
吳玉章繼續說道：“今日會議絕不能與西山會議相提並論。此種說話，甚為妨害彼此感情。今日大家到會，多數主張要開會的，我們革命黨人，一麵顧事實，一麵顧革命，假如有變故，同誌多被殺逐，隻剩數人，則又如何？試問此時尚開會否？
譚同誌以為我們不顧事實，本席以為我們真是顧事實。７日開會公開宣布多時，是很光明正大的，不是突然中變。大家應通盤看，不應誤會。”
譚延抬起頭來。他紅了臉，直眨眼睛。
惲代英問鄧演達：“你怎不表明你的態度？”
鄧演達的嘴角又淡淡笑了一下。此時的鄧演達是中國軍人的頭腦，他對蔣介石的關係還保持著部屬對長官的關係。他本來是一個很有才氣很有決斷的人，他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與違反黨紀的種種事實一清二楚，但是在公開場合對蔣介石特別小心謹慎，他的態度總是冷靜和沉默。
三中全會照原計劃召開。
３月１０日下午，正當大會開幕時，武漢分校的學生赴血花世界參加國民黨武漢地區的黨員大會，適值湖北省總工會在該處召開宣傳大會。當工人群眾高呼“打倒軍事獨裁！”“提高黨的威權！”“一切權力屬於黨！”的口號時，軍校中的反動學生以維護蔣校長威信為名，闖入會場，擅自拘捕四名工人。事件發生後，鄧演達、惲代英十分重視。鄧演達及時把這一事件向會議作了報告。惲代英當天夜晚趕回軍校，進行調查處理。當天軍校各隊組織向工會道歉，聲明此事件純係少數反動學生所為。
第二天，惲代英在二屆三中全會上報告了“三一○事件”的經過，並朗讀所起草的訓令，由中央訓令武漢分校和湖北總工會，“禁止挑釁工人學生間感情，如有挑釁，即反革命”。大會決定由惲代英和鄧演達、王法勤、陳公博、詹大悲等人組成調查委員會負責處理“三一○事件”。這一天，大會還討論通過了惲代英、鄧演達等提案，改選了中央常務委員和各部部長，將蔣介石排出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選舉了包括蔣介石在內的七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主席團。
此後，軍校向全國發出宣言，說明“三一○事件”，同時發電南昌，要求蔣介石速來武漢向民眾解釋誤會，表明態度。逮捕了忠於蔣介石的肇事者２０人，開除黨籍學籍並通令不得任用者１０餘人，並給其他有關人員數十人以不同處分。取消了親蔣介石的黃埔同學會，撤去了不願明確反蔣的張治中的軍校教育長和武昌學兵團團長的職務。
３月２７日，國民黨中央根據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議，取消武漢分校的校長製，正式委任惲代英和譚延、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為委員。不久決定將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委任惲代英和譚延、鄧演達為常委，實由惲代英負責。
將要刊登消息的《漢口民國日報》主編高語罕似有不解，找包惠僧來探聽究竟。
包惠僧扯下筆記本的最後一張紙，把它包了煙頭，扔到紙簍裏，然後很有興趣地把臉轉向高語罕。
“軍校改委員製，而以使代英經常駐校負實際責任，是鄧演達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