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２日夜晚９點半鍾，宋慶齡又是疲憊又是厭煩。透過窗戶可以看見漢口革命政府的工作人員進進出出。
“他們走了。”宋子文低聲道。他的一雙眼一會兒望望窗外，一會兒瞅瞅宋慶齡：“我們也該走了。”
宋慶齡搖了搖頭。
“你走吧，讓我留下。”宋慶齡用手撐著前額，平靜地說。
然而宋子文並沒有走。他在空蕩蕩的充滿鬱悶空氣的房裏踱來踱去，時而詛咒自己的噩運，時而又畫著十字乞求上帝的憐憫。同時又把母親、兩個尖嘴利舌的姐妹高壓威脅的言論重複了一遍，末了又加上了孔祥熙的“關照”。
宋慶齡朝椅子躺下身去，點上一支煙，長長地噴了一口，說：
“不，我不會與蔣合作。如果武漢政府最後垮了，我就幹脆回上海，在那裏繼續和蔣介石鬥爭。”
宋子文驚愕地轉過臉盯著宋慶齡，有點喪魂落魄。他發現她瘦多了，兩眼深深陷了下去，全然是一副聽天由命的神情。他走近宋慶齡，問她能不能隨他出去一趟呢？宋慶齡同意了。
下樓時誰都沒說一句話。遠離了房間，直到宋子文確準已經無人監視他們的談話，他才拉著宋慶齡的手，眼裏閃射著驚恐和希望的光，說：“姐，我求你絕對不要考慮回上海。”
宋慶齡避而不答，隻是把隨手掐的一片柳葉叼在嘴角，一個勁兒地嚼著。
“你的生命有危險，你肯定會背後挨上一刀！”宋子文急切地睜大雙眼叫著。
宋慶齡吐掉嘴裏的苦樹葉，笑了。
“我可告訴你，二姐向來是言出行隨的人。”她談論暗殺就跟談論遊戲一樣。
宋子文發出了撕肝裂肺的聲音：“我並不願意充當蔣介石的說客，這不能怪我。
慶齡，你別折磨自己了，離開武漢吧。”
宋慶齡全身顫抖，心裏湧上厭惡、希望、怨恨、氣憤、思戀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感情。但她不讓這種感情在外表上有絲毫流露。
“要走我隨時可以走。朋友們甚至為我準備了一條日本船。你大概認為我是被迫留在武漢吧？不，這完全出於我的自願。我要聯合大眾，實現中山先生的遺願……”
“聯合——武漢與南京的聯合是有希望的，但必須立即從國民黨中正式清除鮑羅廷和共產黨。”宋子文顯然是在傳達新上司蔣介石的信息。
宋慶齡轉身往居住的銀行樓上走。宋子文落在後麵，一跳一跳地向前追趕著。
宋慶齡停下，等宋子文走近，突然說：“我要看著眾將士遵照鎮壓反革命法，將蔣介石逮捕歸案，並送交中央政府嚴加懲處。”
宋子文像不認識似地凝視著姐姐，全身就像充滿了水即將沉沒的海綿。
在這之前，宋子文已經見過汪精衛。當晚，他通過孔祥熙給蔣介石發了一份密電，說明汪精衛為立即投降所索取的價錢，目的是保住麵子。第二天晚上，宋子文得到了孔祥熙的複電。電文是：“請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價付款，盼如期發貨。”
“哼，”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把電文的內容轉告宋慶齡，憤憤說道，“你想這個商人指的是誰？指的是蔣介石。被出售的商品——那是指叛賣武漢政府。這種語言表明了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思想意識，這是買辦的語言。他們把中國的命運當作商品買賣。”
祖籍廣東順德，生於中美洲特立尼達的陳友仁，曾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外事顧問。參加過孫中山、越飛會談，代孫中山起草了《致蘇俄遺書》，他和宋慶齡用熟悉的英語交談著。他早年當過律師，辦過報，常常妙語驚人，出言不凡。
“明天汪精衛又要召開會議，他要說什麼我知道。”宋慶齡的聲音驀地變得很低沉，“我不想去了，你代我去發言吧。”
１４日晚上，武漢國民黨召開“分共”
秘密會議，兼有國民黨籍的共產黨員都被排斥而不得參加。當時的第四軍共產黨員最多，戰鬥力最強，是“分共”的主要阻礙。
汪精衛已找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商量，張發奎怕控製不了軍隊，有些猶豫。汪精衛就拿出羅易泄露的共產國際的指示，添油加醋地說：“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要把軍權抓到手上，跟他們合作不下去了，還是分開的好。”這樣，張發奎也就同意了“分共”
的反革命計劃。
頃刻間，汪精衛變得像個熱情奔放的詩人，他指著窗外說：“看見沒有，共產黨人已作鳥獸散，今年早春剪短發以示革命的年輕女同誌現在又留起了長頭發，共產黨的幹部從大街上消失了，辦公室也空了……舟已不在，何須共濟！”
陳友仁神色莊重，習慣地甩手熄滅點煙的火柴，平靜地說：“我代表孫夫人說幾句，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是總理親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麵，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屈服……”
孫科猛地站起，扯了一下臂上戴著的悼念其父的黑臂章，拍桌大怒，叫道：
“你無權解釋總理！你也不理解總理！”
“當然，連兒子都無法理解老子，徒弟也許會誤會師父的意思，但總理的臨終遺言你總不會淡忘吧？”陳友仁反唇相譏。
“你也無權代表夫人！父親三十年來日夜操勞，像車輪一樣拚搏奮鬥，是要為國民黨碾出一條路，決非為他人所有，也決不要培養你這樣的信徒！”